薄熙来捧刘文学上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010年1月2日，《重庆日报》大幅报道，薄熙来探望中共树立的 “少年英雄”刘文学的生母，刘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舆论工具宣传出来的“少先队员典型”、“阶级斗争的好少年”，他要求全市学校挂刘文学的照片，讲刘文学的故事，让孩子们学习他的精神。这是薄熙来自“唱红歌”、“发红色短信”后的又一“红色表现”，薄熙来借助这些“红色”标签，似乎说明其政治正确，前途无量，可是，薄熙来治下的重庆真的是代表着共产党先进性的“红色解放区”吗？

眼下重庆正在“打黑”，所谓“打黑”，应当是严格地说严格执行治安和刑事法律，通过法治来治理社会，可是薄熙来之下的“打黑”是依法打黑吗？被指为重庆黑老大保护伞的前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异地关押在贵州），正是被薄熙来打掉的一个“大头目”，透过媒体报道这个人及其妻子涉案金额包括房产别墅等超亿，但检察机关公诉的只有1800多万元，罪名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等四宗罪。2月2日上午重庆公审。此外，专案组从他的建筑物隐秘处搜出600万元，可能是他妻子隐藏，加上其他算起来达上亿的非法收入，若严格执行刑法，这样的贪官、腐败分子当处以极刑，可最近重庆的报道却大幅报道文强“后悔没听薄熙来书记的话”----“我到现在才深刻明白，薄熙来书记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一席话的含义，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这是文强案发后，在“双规”期间写的检讨书里的内容。这段节选还被搬到了重庆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上，作为警示录送给全体司法行政干部。可是，这话似乎弦外有音，有网友评论说，“这下文强不死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难道是文强在向薄熙来悔改而表态吗？把话又似乎是说给司法部门听的，以及说给重庆各级厅局级领导干部听的：谁要是不听薄熙来书记的话，下场是否就是文强这样的呢？

薄熙来这样说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他说，当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净，可是在中共目前的体制内能做事、敢做事的人不少，但有权有势的人干净的又有几个呢？比如文强案就涉重庆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赵利明、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等原重庆警界高官。如果说重庆“打黑”是法治，可为什么重庆媒体传出“文强后悔没听薄熙来的话”，明显是舆论先导，以舆论来影响司法，甚至是干扰司法。或许有人说，本来司法就不是独立的，是泥巴，可是人大这个橡皮图章还做个样子，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貌似接受人大监督，为什么重庆就可以无视这个实行了几十年的规则呢？

薄熙来重庆“打黑”，是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中的特例，薄熙来说是中央部署的“规定动作”，可别的省市为什么没有实行这样的“规定动作”呢？这到底是“规定动作”，还是另有目标的“自选动作”，或者是薄熙来的“红领巾”情结发作导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月30日，媒体又报道薄熙来的部下、重庆新市长黄奇帆强调说重庆打黑没有“扩大化”，没有搞运动，不是恰恰证明重庆打黑“越描越黑”了吗？

再看看薄熙来betway体育手机网 祭出来的“红色榜样”，即他突然指示媒体及学校宣传当年的“红领巾”刘文学，其人其事发生在五十年前的四川省合川县渠嘉乡双江村，现在划归为重庆市，这是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保护集体财产不怕死的少年英雄”。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在“文革”中后期读小学的人，基本上都在《语文》教科书里读过宣传刘文学英雄事迹的课文。从全国看，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语文》课本都有这一课，所以刘文学也成了影响中国的道德模范。刘文学的故事发生在 1959年11月18日晚，当时叫合川县云门镇双江村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文学，14岁，帮助生产队干活回来，发现菜地里有一个黑影晃动。仔细一瞧，原来是 37岁的所谓“地主分子”王云学偷摘集体的辣椒，他当即大喊一声：“老地主偷辣椒啦！”说着就拉他去见生产队长。王见事情败露，马上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可金钱并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财产的决心，他高声叫道：“谁要你的臭钱！”随即与王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用红领巾活活勒死。

而当年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进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期，中共毛泽东等头子号召中国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不计民生，对外强硬，对外发动政治运动，教育出像刘文学这样的14岁少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人相互仇恨和揭发，所以产生了刘文学这样的“红领巾”，最后的结果却是刘文学送死，杀人者王文学也被判死刑。两条人命的背后，不仅仅是偷摘几个辣椒，而是当年“大跃进”政策失误、人祸连连，以及共产党灌输的人人相互仇恨和相互揭发理论造成的后果。再者，当年的舆论本身受到政治部门严格审查的，而我现在从网上搜集到的公开媒体报道的资料已有证实，刘文学遇难的真相并非那么“义正词严”。比如2004年2月7日《重庆晚报》发表作者朱阳夏《英雄刘文学的三个版本》一文披露：刘文学几位同乡的伙伴信誓旦旦地确认，刘文学其实不是勇斗窃贼的勇士。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也是趁村民都去看电影的机会去偷辣椒的，不料正碰到王云学，他见王偷得比他多，心生嫉恨，遂与王发生撕扯，最后竟被王掐死了。可是这个说法后来被重庆官方否认，现在刘文学又被薄熙来推为“道德模范”，进行“英雄崇拜”，恐怕重庆完全揭开真相还有待时日。

不过，今天的民众有了互联网多种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容易被糊弄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地一位热爱刘文学的官员这样告诉访问者：“刘文学死后，每年的11月18日，都有不少小学生来扫墓。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来扫墓的学生数以万计，密密麻麻的，整个墓园根本挤不下。到了九十年代，人就少些了。现在就更少了，除了双江小学的人全部到齐外，其余小学都是派代表来扫墓了”。即使现在薄熙来发动舆论让全市学校挂“少先队员”刘文学的照片，讲刘文学的故事，让孩子们学习他的精神，不过是为他博取入住中南海的最后的政治资本，学习刘文学也不过是流于形式，很难持久。透过事物看本质，可以发现，薄熙来“打黑”，以及发动“红色运动”，一浪接一浪，就可以知道薄熙来的用意了，他是想在中共十八大上位，谋取政治资本，可依他在重庆、大连明显“人治”的做法，比如“打黑变黑打”、“抓记者抓律师”，谁还敢让他出任要职？让他得逞，让他继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难道是想让他治下的重庆“红色解放区”推广到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唱“红歌”、发“红色短信”、全国学校“学习刘文学”、再发动一场阶级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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