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资本对权力的新诉求 ——精英共和

在中国那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资本向来居于依附地位。不过，资本的政治地位也分三六九等。国有资本是CCP的“亲生儿女”，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非国有资本则被权势集团视为“螟蛉子”，但待遇也有等差。不仅外资与私营企业的待遇有别，即使都是外资，也得看其母国是什么神圣。尽管如此，精英们的处境与平民相差还是很大，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以来，精英们基本上是各安其位。即使小有抱怨，也在“两会”这种地方消化于无形。但自去年“国進民退”大潮开始，资本开始向政治权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了。

一、在权力与资本共舞的世界里，资本不再甘当弱势者

2009年的“国進民退”大潮，由于政府的金融政策刻意扶持国企，不少私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断裂，衰落或死亡的不在少数。在危机煎迫之下，一些私企上开始表达了自己的失意与担忧。但今年资本的担忧与去年不同，先是Google于1月13日表达了对政府监管资讯的不满，继而是搜狐总裁张朝阳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2月3日）发言，谈到了在不完全竞争与言论监管下中国资本的双重困惑。作为企业，他批评了中国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对创新与企业品质的严重妨碍；作为网路媒体，他指出中国没有形成具有独立人格和媒体理想的媒体组织，甚至批评中国政府的大外宣计划――即“政府组织的媒体『国家队』進行全球品牌的推广是非市场竞争下的産物，注定虎头蛇尾，毫无竞争力”。他抓住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时下最喜欢的励志目标“与美国相比”，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在讲话的末尾，张朝阳指出，应该全面接受“在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观即竞争理念”。

张朝阳的讲话，让人联想到今年1月7日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纽约证券交所“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上的言论。秦晓的发言称，所谓“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産。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産品的提供。”这番话与张朝阳的话在本质上相同，都是希望政府不要过度介入市场活动尤其是资源配置，在经济领域实现完全竞争。

以上现象说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精英近年来以“入党”为时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但他们显然已不满足于充当政治精英的附属物，在人大政协“两会”中象徵性地“共用权力”，而是要求将原来以政治精英为绝对权威的联盟格局，改变为两大利益集团权力相对均衡的“精英共和”。

必须承认，这种新诉求代表经济精英的一种新姿态，比起往昔资本对权力的无条件顺从与献媚，无疑是一种進步。如果这种利益诉求能够形成经济精英的共识，并转化为一种压力机制，促使新的制度建立，就意味着“精英共和”体制的达成。

二、实现“精英共和”的路有多远？

我曾在2000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盟。但联盟三方的地位并不相等，政治权力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由于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掌管着市场准入门槛，并充当市场竞争的最高裁判，因而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即使是资本――无论是外来资本还是本土资本，在中国也只得乖乖地服从政治强权，否则不是得不到机会，就是受到各政府管理部门的煎迫。

“精英共和”的诉求主要来自于非国有资本（秦晓算是官商中的例外）。中国政府对“资本”的态度内外有别，国有企业是“亲生儿女”（许多央企掌门人均是高干子女），政府对之倾尽了父爱主义精神，不计成本地喂养，因而造就了几十个巨型垄断型寡头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通讯之类。这些企业财大气粗，是中央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免不了有时翘翘尾巴。当它们尾巴翘得太高时，中央不高兴了，会让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喉舌发表文章，敲打一下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过后仍然关爱依旧。但对民营资本与外来资本就不一样了，总体上是当作税收奶牛，但在待遇上，绝对是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位恶后母的行径，在冬天给亲生儿子以厚棉衣，给前妻儿子以芦花衣御寒。

中共当然也知道需要扩大并加固统治基础。这些年来也尽量将人大、政协代表这类荣衔赏给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两会”因此成为“资本”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出口”。只是这“制度性出口”未必形成“制度性反馈”。说者自说，党却不一定听進去。比如对“国進民退”现象，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公开质疑其合理性，呼吁为给中国经济留下几条“鲶鱼”。这种建议其实已经不是强调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而是苦口婆心，从为了让国有经济保持活力留下一些竞争对手这点出发，即让民营经济“陪太子读书”之意，活脱脱一副口嗫嚅而未敢言之态。然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都表示不存在“国進民退”的问题。既然连这“问题”都不存在，党又何须对不存在的“问题”加以改進呢？而张朝阳此番讲话中有关媒体部分，更是直指党“维稳”的重要手段――钳制舆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态势之下，这番讲话中的思想，既不可能找到制度性出口，更不可能引起制度性反馈。

三、平民权利缺席的“精英共和”真能保证经济精英的权利？

其实“精英共和”的诉求也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原因不难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掠夺底层民众的生存资源（拆迁、征地），以及透支环境生态而实现的。这种超经济的掠夺导致中国人的生存权利严重受损，生存环境不再安全，由此引起的社会反抗非常激烈。为了“维稳”，中国当局必须不断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与资源汲取能力，其结局只能导致权力的進一步集中与强化，形成寡头政治。这种政治绝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削弱权力、分享权力，只会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不断挤压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生存空间。

再往深里说，缺乏平民权利诉求“精英共和”格局，其实是缺乏根基的政治幻想。

社会成员权利有差别的“精英共和”在历史上也有过，那就是古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的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然更没有任何权利。而平民的权利与贵族相比，也是打了不少折扣的。这种“精英共和”体制下，国家虽然强大，但平民并不幸福。在有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民主政治之后，中国似乎也不应该再去摹仿古罗马帝国的精英共和，倾国之力供养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精英阶层。

还是简短点说吧。一个由占社会成员80％多的底层成员支撑的社会，一个从底层進入社会中上阶层的管道都已经被堵绝（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正在恢复身份型社会特徵（即按出身来选择精英）的社会，只可能形成寡头政治，不可能达致精英共和。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的超强资源汲取能力是依靠国家的超强管制能力而实现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领域内“完全竞争的普世价值”与政治强权保证的资源掠夺特权不可能共生共存。所以，我很希望中国的经济精英在要求“精英共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只有政治领域的普适价值才能给予“经济领域的普适价值”以切实保证，让私营企业主们痛心疾首的“国進民退”，就是中国“跛足改革”走到今天的逻辑结果。人们只要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为摆脱国企困境，解决资金饥渴时那种引進外资、发展私营企业时的急迫，再对比今天国企在政府全力扶持下坐大之后，各地就开始“国進民退”的情况，就可以对今后的非国企经济精英的处境作出预测。

“精英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其实很有市场，十多年前，一位张姓经济学家就有过名言：这个世界是由官员、企业家及为他们服务的“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精英”三类人组成。温家宝总理前几年在哈佛大学面对美国人关于“中国什么时候实行民主制度”的提问时，回以“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意即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之语。这句话倒也并非温总理首创，而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统治者常用常新之语。我也不想再花笔墨在此普及民主常识。今年Twitter举行微型网志徵文比赛，邀请世界各地民众一人一句为民主下定义。而统治者眼中“未准备好”的中国人民之一员周曙光却以52个字赢得这场比赛。这52个字是：“民主就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组织在文明社会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遊戏规则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在实行民主制度这件事关国运的大事上，中国人民早就“准备好”了，没准备好的其实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利益集团的高层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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