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革（一）

1966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是一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顽童。学校离家也不远，过一条马路在中央气象局院里。那时代学校里功课并不多，每天只是玩。钓鱼、粘知了、掏鸟蛋、捉蜻蜓，上附近民院里摘青果吃，反正什么都玩，生活无忧无虑。

66年上半年，不知怎地觉的社会风气有点不对了。首先是报纸上每天成篇地是对市委的批评、讨论，成天是讨论《海瑞罢官》，家里大人开始说起运动的事来。可能是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父亲是原国军军官的缘故，祖母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世风比较敏感，家里总是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接着广播、报纸上先开始批判三家村，如北京晚报专刊，燕山夜活。而且每天都有，每天登。当时小不太懂，只知道成天批。大概到了4月份，又听说北京市委犯了错误，换人了，换成李雪峰。我小时比较爱看报纸，知道李是从河北调到北京市当官的。这时社会上风声紧了，晚报上开始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而且还编成了儿歌：“一棵藤接三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一起来反党，我们都来消灭他。”

各种消息也越来越多，不少人成了黑帮份子、三反份子。当时我小，不清楚什么是三反、黑帮，只是知道是揪出的坏人。按排队邓、吴、廖以后紧跟着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全成了黑帮。大院里也成立了革筹会，是原大院里的一些人成立的。原中层一些人物，从现在看也是一帮不得志的人吧，是想借机咸鱼翻身？不得而知。他们的子女则是趾高气扬，每天叫嚣，不可一世。大院里也揪出了一些人，算是黑帮的附属品，即牛鬼蛇神。但都是小人物，大人物暂时未大动。小人物是一些平常说过错话的人，得罪过人的人，而历史上有点问题的人，如民院副院长的老婆因为当过三青团书记，最终被揪出来。每天各种消息特多，往往突然又一个重要的消息把人又给弄昏了头，例如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李雪峰也成了黑帮了。马路上广播车高喊着“打倒李雪峰”，“打倒北京市委”，呼啸而过。用现在的话说今天你在台上，保不齐你明天就成了黑帮了。今天人人尊敬，转眼人人可骂之！

社会上出现红卫兵了，开始破四旧，立四新！而且抄家打人也开始了。大院里也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上有什么院里就有什么，揪斗的方向也变了，开始揪走资派了。我们大院里一些特殊点的、旧时代过去的大人物，暂时相对安定一点。例如前北平市副市长邓哲熙、法院院长刘瑶章、云南省财政厅林南元、特赦战犯周振强等暂时都未受冲击。揪斗目标矛头则是指向了学院最高当权者，如院长聂真等一层人物。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全面开始了。这股风气也传到大院。由于我家庭的特殊性，我祖母有先见之明，她将亲戚放在家里的前国民政府名人字画悄悄地全烧了，家里干干净净，证据一点也没给人留下。现在如果留着肯定值钱，可在当时可是要命的罪证！抄家开始了，大院里不少人被抄了家，抄出的东西堆成了山。皮衣、瓷器、书籍、金银手饰，说也怪，那时代则很少有人顺手牵羊，那会我见到最多的钱可能是从谁家抄出的滿滿一饼干桶的人民币，全是整齐的五元一叠的！那时代人似乎疯了，似乎有一种魔力的驱使，面对金银财宝人人视而不见，随便放在地下无人顺手牵羊，（现在想来，谁敢呢？）疯狂的只是革命！丧失人伦地干着打人、毁坏古迹、破坏一切的疯狂举动。据当时《红卫兵报》说周恩来指示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门大街上各种匾额全砸了，大破四旧。好一个恐怖的文化大革命。

一天放学，楼门口围着一大堆人，说有人跳楼了。我好奇跑到楼后去看，一人在地下微微抽动，是我们楼下三楼的周奶奶。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物，新鞋还掉了一只。大院医务室的大夫跑来还给打了一针，人一会就死了。很多人围着看，这时大院里一个女人对我们说：“记住，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反抗革命！死有余辜！”，当时我不明白，周奶奶对我挺好，经常给我糖吃，挺慈祥的一个奶奶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怎么就死了？楼门口贴着告示，勒令地主婆某某某三天之内滚出北京、返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斗争。这都是工业学院红卫兵干的，原来工业学院红卫兵批斗了周奶奶，周奶奶想不开。她无法接受回老家受人欺侮这种屈辱，被逼跳楼自杀了。回到家，我奶奶一句话不说，用衣襟擦着眼，摆手让我少说话。为此好几天我不敢从楼后面走。

这时，社会上、街道上打砸抢也升级了。那会儿叫破四旧，清除黑五类。一天我和祖母去伯父家串门，他们住在城里西城厂桥，一个平凡的小四合院。我记得院里住了6户，正房的王奶奶也被街道红卫兵打了、轰回农村了。最惨的是东屋住的母女俩，姓杜，挺和善的一对母女，娘俩相依为命，靠作手工生活。我每次去伯父家玩，都要去东屋看杜奶奶作的布熊，她们以这为生。她们也被街道红卫兵说是逃亡地主婆、地主子女。她们被羞辱、打了以后，当天夜里母女俩买了一包点心，吃完了以后，双双上吊身亡。我奶奶听说以后，流着泪说太可怜了。我趴在门上往杜奶奶屋里看，人去屋空，好凄凉。这社会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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