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发生了自文革末期唐山大地震之后最惨烈的地震——汶川大地震。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德”的观念，国家发生如此重大的地震是上天对执政者的严厉警告，而按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中国传统政治学，显然执政者应该对伤亡惨重的汶川大地震这一上天的严厉警告做出谦卑、反省的正面反应，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是这么做的，甚至不乏下“罪己诏”引咎自责的先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素有“中国影帝”之称的温家宝先生居然很不厚道地以“多难兴邦”四个字来为共产党开脱，显然是发扬了共产党一贯的把坏事说成好事的宣传作风。然而正如宋太宗“戒石铭”中所刻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虐民欺天的中共邪党之结局必将是自食其果。
“2008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温影帝在2008年年初说的这句话事后让周立波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赞叹道：“总理没说这句话之前，什么事情也没有；总理说了这句话之后，什么事情都来了”。在这位上海滩的笑星看来，温家宝是一位具有预言天赋的政治家。那么这位“中国影帝”当年被传为美谈，今年被传为笑谈的“多难兴邦”是否同样具有预言价值呢？以存中剑的非主流观点，温总的“多难兴邦”一语当年被传为美谈的时候，我认为这是笑谈，今年被传为笑谈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
近日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省长夺笔门事件、山西众多儿童因有毒疫苗致死致残以及福建民女严晓玲被红恶势力轮奸致死一案，正是“多难兴邦”的温式预言即将成真的征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透过这些社会现象，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共识已经形成，公民意识已经成熟的中国。换言之，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走入春天的中国。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尤其是中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更是非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不能凝聚各方的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汉朝的强盛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所以中国从此在儒教仁义的道德观和忠孝的伦理观之基础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凝聚起社会各方力量，在物质的国家背后形成一个更强韧的精神国家。而这个精神的国家，才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五千年之久的最强有力的支撑。反观中国近代的衰落和多难，正是来自于社会共识的丧失。
儒教依附皇权的结果是虽然取得了话语权的主流地位，却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权力的附庸。随着明清时代皇权专制的强化，担负着为专制皇权提供合法性理论任务的儒教也日益变得僵化，可谓是走入了末法时期。晚清西学东渐之后，早已陈旧、僵化，不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儒学当然不可能是风头正劲的西学的对手。随着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社会共识的解体，中国再次陷入了春秋战国式的分裂。这种分裂虽然表面上是政治势力的分裂，然而实质上却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只要意识形态不发生严重分裂，政治上的割据和分裂只能是一时的。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中国用不了很长时间就能弥合物质上分裂的中国。然而若精神层面也发生了严重分裂，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四民国时期，那么政治上的分裂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灾难必然异常深重。
一个存在正确的社会共识的国家是幸运的，比如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以及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反之一个没有社会共识，或者社会共识严重错误的国家是不幸的，比如纳粹德国、共产党苏联，以及五四之后的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只有一次短暂的小阳春，那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社会共识，那就是放弃毛派的阶级斗争那一套，实行改革开放。这次小阳春虽然历时不长，可是却为之后的二十年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资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正确社会共识的中国，它所能够发挥出来的潜力之大，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从八九年六四屠杀“倒春寒”之后，原有的社会共识再次陷于分裂，先前积累的政治资源也在这二十年中消耗殆尽。直到最近这几年，一个新的社会共识才真正成形。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原先的社会共识已经四分五裂，不复存在。分裂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几个相互对立的意识。从各自的意识所属的人群来分类，大致上可分为革命派、改良派和现实派。革命派主张彻底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中国，这一派类似于当年孙中山的革命党，呈低开高走之势，最初被认为激进，不切实际，可是后来反动派的顽固和腐败成就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辉煌。由于中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思维定势是相同的，所以中国的历史至今也跳不出兴衰治乱的循环。
而改良派则认为中共太强大，革命的代价太高，主张渐进民主，提倡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中共邪党和解，走体制内部的改良之路，当然这也是当初康有为保皇党的老套路，所以也免不了重复高开低走的“康有为曲线”。等到功名心热的当代康有为上书立宪而被捕下狱之后，大家都看到了此路不通，改良派也随之一蹶不振，人气涣散了。即使当代康有为能凭借够深的海外关系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也只是属于他个人的光环而已，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这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走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共邪党所选择的是极权而非宪政，是镇压而非和解。要求羊群与一伙嗜血成性的豺狼和解的人或许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这对羊群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可言？羊群被伤害，被杀戮，被吞噬的现实能够因此而改变吗？
以上两派过去虽然都统称“民运派”，其实从理念到行为都大相径庭，根本就不是一家人，正如当初孙中山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保皇党。中国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所以熟悉历史的人不难预见中国的将来。
至于现实派，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包括我本人。他们本来对民主就不是很投入，在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时候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及至民运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他们也很快就恢复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比起国家大事，大部分中国人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小日子。只要有钱赚，有福享，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太爱管政治的。当工人的，希望能稳定地做工；当农民的，希望能安心地务农；当白领的，希望能够买房结婚；当老板的，希望能够财源广进；当网民的，希望能够自由上网；当父母的，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只要这些现代社会最起码的公民权益得到保障，中国的老百姓就心满意足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
然而事与愿违。事实证明：在一个日趋腐败的共产党极权国家，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于是当工人的，因为工厂被有权力背景的资本家“收购”而下岗了；当农民的，因为权贵的“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了；当白领的，因为房价疯涨到一辈子都买不起，女朋友跑去做贪官的小三了；当老板的，发现这几年“国进民退”，赚钱的上游行业都被权贵垄断了；当网民的，发现绿霸横行，博客被封，谷歌要告别中国了；当父母的，发现孩子喝牛奶喝出肾结石，打疫苗打成残废了。所有的这一切社会乱象，促使我们这些现实的多数派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正在向黑暗中沉沦。也因此让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那就是社会正义必须尽快得到恢复，否则这个国家真的就完了！
形成正确的社会共识是国家崛起的必要基础，从这一点上看，正如温影帝所预言的：多难兴邦。如果不是因为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改良派兜售的“幸福捷径”就不会被今天的中国人民弃如敝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应运而出，点中了共产党的死穴，三退（党、团、队）大潮的兴起更是将邪党送上了穷途末路。
这些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顶着邪党的残酷打压，冒着被劳教、被判刑、受酷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坚定不移地传九评，劝三退，向中国民众说明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的弥天大谎和残忍暴行，让广大中国民众普遍觉醒了，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这场传九评，劝三退的中国民众运动，其历史意义和作用超过了当年北美大陆的“大觉醒运动”，因为它正在把中国带进春天，它正在造就着一个全新的中国。
中国能否顺利走出当前的黑暗，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新中国的社会共识是否已经形成；二是新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否已经成熟。如果新的社会共识尚未形成，那么中国很可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迷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重蹈辛亥革命之后的覆辙。如果新的社会精英还未成熟，那么即使有朝一日胜利在手，他们也很可能因为胜利来得太早而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与人生历练去应对，那么就很可能步了台湾民进党的后尘。
说到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它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问题也是世所共见的。直到现在，台湾历代领导人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蒋经国总统，不是李登辉，不是陈水扁，也不是马英九。那么台湾社会转型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依我个人之见，一是蓝绿两大阵营缺乏社会共识；二是当年民进党胜利来得太早。在当时，作为一个在野党，民进党已经成熟了，可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民进党还不够成熟，过早挑起大梁无论对台湾社会还是民进党自身来说，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回过头来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大陆，如果八九年神佛保佑，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会怎样？虽说已往的历史不存在假设，不过我个人对此并不太看好，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普遍还没有觉醒，体制外的精英也尚未成熟。中国社会在那种情况下转型，会不会像俄国那样出现克格勃复辟就很难说了。
可是在那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大陆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的波折，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法轮功、孙志刚、杨佳、邓玉娇、严晓玲、七十码、毒奶粉、黑砖窑、钓鱼执法、花季护航、网瘾战争、唱红打黑、眼神犯罪、足坛风暴、鸿忠夺笔……，乃至今天让众多儿童致死致残的毒疫苗，这一切都足以使今天的中国民众成熟起来了，足以使中共体制外的社会精英成熟起来了，也足以使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浮出水面了。
有人担心共产党垮台之后中国会乱，中共邪党也抓住这一点大肆鼓吹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会乱，会分裂，利用中国人民求稳怕乱的心理弱点继续压迫人民，掠夺人民，坑害人民，中共当前的统治完全是孟子所谓“率兽食人”的黑暗暴政。然而我存中剑在此断言：中共垮台后中国不会乱！届时即使有动荡，也是局部的，暂时的，中国绝不会因此而陷入长期的动荡，更不会分裂。
为何我敢这么说？因为中国社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中国必须尽快恢复社会正义，这是饱受邪党欺凌掠夺之苦的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广大中国军民难道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毒奶粉、毒疫苗的牺牲品？难道愿意让邓玉娇和严晓玲的悲惨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妻女和姐妹身上？难道愿意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孙志刚、陈卓？他们难道不也正热切地盼望着中国尽早恢复社会正义，尽早走出党天下的腐败与黑暗，盼望着自己与家人活得幸福，活得有尊严吗？可是这个社会现实让他们能够指望谁？难道还能继续指望温影帝，指望共产党吗？
有了恢复社会正义的普遍共识，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成熟的公民意识和成熟的体制外精英，光复后的新中国就有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柱。在这几年来广受关注的社会焦点事件背后，成熟的公民意识难道不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吗？成熟的体制外精英难道不是正在不断涌现吗？五毛的伎俩不是已经让广大中国网民更加成熟，更能明辨是非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多难兴邦，温家宝的这一预言将很快成为现实，中国也即将告别漫长的严冬，走入历史的春天。
201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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