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马克思主义（一）

希特勒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罪人之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与斯大林、毛泽东、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邪恶本性和类似的罪恶行径，他们都以虚伪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幌子，传播仇恨和偏见，鼓动迫害和仇杀，使用暴力强权，否定人权和人道主义。读一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会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两大罪恶势力的共同特性，同时深知为何共产党政权要严禁此书。

简单地了解一下希特勒其人及其文化层次，是有必要的。他读书不佳，极想做个艺术家，却通不过画院的入学考试。这对年轻的希特勒是一大打击，此时他又父母双亡，一无所有，孤身飘零。之后5年，他谋生打杂，忍饥挨饿，经常处于失业的困境中。由于这些经历，出于嫉恨，他瞧不起知识者，这与斯大林、毛泽东相似。希特勒讥笑、迫害文化人，以及摧毁文化的野蛮行为，虽然有政治目的，但他早年的卑贱经历却是不容忽视的心理根源。

对希特勒不能简单地谩骂，而应当研究这个犯罪天才具有怎样的心灵和头脑，审视他的犯罪动机和根源所在，捕捉他的思维轨迹及其言辞，研究是怎样的社会情势和历史条件使之得逞。

阅读希特勒，最佳的角度之一是，看看他对他的时代、欧洲情势及其政治对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评论，这或许会比研究者们的滔滔长论更能说明问题。

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瘟疫

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时，犀利指出这一学说“由自私和仇恨构成”，是一种“断绝人性”的“毁灭性的学说”：“我看到，这种学说是由自私和仇恨构成的，这种东西能够像数学定律那样引向胜利，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断绝人性。与此同时，我还领悟到这种毁灭性的学说和人们天性之间的联系。”（Ralph Manheim英译本1999年版第51页；以下援引文字皆系此书英文版）“挤眉弄眼的马克思主义者满嘴社会辞藻，弄得云遮雾障，其关于目的的那些错误概念以及这个政党的主旨，在人们眼前象面纱似地飘落。”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瘟疫，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众正在感染这种瘟疫。用不着说，那些知识层次越低的工艺匠人，他的心灵就越是一望无际的沃野，这种恶棍最后就成为一种垃圾分离器，把他的那些肮脏物泼在人类脸上。……这些拙劣的作者们象十分可怕的病菌携带者那样毒害着人类的灵魂，毒害着他们的同胞。”

他看透这种学说具有一种疯狂性及其经常运用的那种狡辩术：“起初，我还那么幼稚，想搞清楚他们的学说为什么有那么一种疯狂性……我讲得口干舌燥，以为最终我必定会说服他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疯狂性有毁灭性作用，可是结果常常相反。看起来，他们似乎愈来愈懂得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毁灭性作用，可是结果却增强他们的决心。我越是和他们辩论，就越是看透他们的辩论术。首先，他们依赖对手的蠢笨，其次当他们理屈词穷时，他们自己就干脆装傻。如果这些手段没有效果，他们就装做不懂，或者如果他们受到挑战，他们就赶紧转移话题，援引一些陈词滥调，如果你接受这些陈词滥调，他们立刻就跳到完全不同的一些事物上，于是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就有了立脚点，假装听不大懂你在说什么……”（同上：第62页）“有时，我站在那里被惊呆，对于他们那种口舌的敏捷和撒谎的技能，我真是惊讶得呆若木鸡。我开始逐渐憎恶他们……。面对这群诱人上钩者们那种恶魔般的本领，谁能谴责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们呢？在我看来，使这个到处都是满嘴辩证法、能说会道的撒谎者的民族有点出息是多么难！与这些把你嘴里的真理歪曲得一塌糊涂的人们打交道，真是无聊之至，他们刚刚说出的话，就可以马上食言，拒不承认，脸都不带红的，可是一分钟后却又对刚才那番话信誓旦旦。”

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名副其实的魔鬼”才能够创立这种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精神瘟疫：“基于对平凡的人生经验的感受，我现在开始追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 借助我的想象力，我能够预见结局。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信条的创立者们心灵里是否对他们的行动将导致的结果早已有数，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谬误的受害者。我想，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一方面，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有责任努力使自己站在那种给人们带来不幸命运的运动前面，这样也许能够改变这种灾难趋势；另一方面，那些民族中最早创立这种瘟疫的人肯定是名副其实的魔鬼。只有在鬼怪的脑子里－－不是人类的－－才能够策划出那套计划，使那种想法成形，他们的行为最后必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整个世界也将随之瓦解。”（同上：第64页）

他异常灵敏地洞悉，马克思主义必将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个性价值，……因此抽去了人性存在的基础和文化精髓。从根本上看，这一学说将导致人类智慧所能构想的一切秩序统统崩溃。把这样一种东西付诸实施，只能带来一团糟，说老实话，它只能导致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统统毁灭。”

看来，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那套手段和骗术感受极深，似乎曾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人把成百上千各种各样充满最恶毒诽谤和诋毁的无数龌龊污物顷刻之间倒在那些衣着体面的高雅人士身上时使用的那种技巧，他们快得像是变魔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通过新闻界那些恶棍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威胁力。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这些精神界的江洋大盗绝对是无所不为。他们会探入最隐秘的家庭帷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如果费尽心机嗅来嗅去一无所获，他们的猎物无论在私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无可挑剔，那些恶棍索性就一门心思进行诋毁，尽管你一千次驳斥他们，那种罪名依然牢牢钉在你身上，而且他们那些帮凶们上百倍地重复那些诽谤之言。就受害者方面而言，他的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必须记住，这类低劣家伙动机卑鄙，他们从来不做那种情理之中的事，人类中除他们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或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苍天不容！当这些渣滓中的一个攻击起他所敬爱 的战友时，会使用那种最卑鄙的手段，这只势力庞大、无所不在的大章鱼却用一副体面的样子和那种花言巧语把自己装扮起来。”（同上：第86页）

80年来，斯大林大清洗，毛泽东诋毁“胡风集团”、“反右”运动、制造“文革”大批判运动，诬蔑“四五”民主运动，邓小平等人诬蔑和镇压“八九”民主运动、制造天安门血案等等，往人权勇士和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往他们的同僚诸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身上泼脏水等等行为，以及各国共产党玩弄的类似手段和卑鄙行为，都在至今不断地为希特勒这番论断提供证据，惊人地显示希特勒对这种邪恶的政治流氓势力看到骨髓里去。共产党玩弄的政治宣传，耍弄的政治手腕，做事的不择手段，以及深入个人私生活以寻求整人材料，卑劣地从事各种诽谤和抹黑活动，把人间正道和志士仁人妖魔化，人们有目共睹。

希特勒感叹，那些跟随共产党走的人早晚要落入陷阱，成为一种邪恶的势力：“我真是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够这么盲目地跟随马克思主义者们，跳进他们有意制造的这个陷阱，这早晚有一天会发作，成为一种邪恶得可怕的势力。”（同上：第155页）不知多少人吃过这个苦头而后悔不迭。那些跟着他们去斗人、批人、陷害人的人，活得像只狗，没有人格尊严（后来周扬一再向他当年掌权时受到迫害的人们道歉和忏悔），感到自己一生被钉在耻辱柱上。当年文革中的数百万红卫兵，今日也应当为自己当年的愚昧和暴行而有所悔悟。

希特勒自诩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常常憎恶议会，但是议会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我并不恨它。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热爱自由的人，我甚至不能想象任何其他可能有的政府体制，就我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而言，我以为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构想都是对抗自由、对抗一切理性的一种罪行。”他似乎也看到人类需要一种崭新的精神理念来对抗那伙邪恶的敌人：“任何企图与一种和暴力手段相联系的哲学做斗争的尝试，最后都要失败，除非是以一种崭新的精神态度从事战斗。”（同上：第172页）

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越是考虑到政府必须对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归依的社会民主党改变态度，就越是认识到缺乏一种实用的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打垮，那么应当给群众什么东西呢？”希特勒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即欧洲共产党前身。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术

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及其后辈，都把宣传视为他们的生命线，这与他们手中把持的军队构成两手，即所谓两条战线。前者是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瞒和骗，蒙蔽和控制，后者是对人民进行肉体上的摧残和消灭。他们不知做了多少关于宣传工作的所谓讲话，不知建立了多少宣传方面的组织和机构，不知培育了多少干将喽罗，加强这一手段；如今为了对抗高科技时代的科学进步，他们又配备了数十万网警网特，监控人民的思想和言论，抓捕言论犯和思想犯。希特勒的政治本领和手腕，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政治对手即马克思主义者们。人们大约忽视了这一点。请听希特勒怎么说：“自从投身政治运动，我就对宣传活动极感兴趣。我发现主张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这一工具把握娴熟，玩儿得技巧惊人。”“我们没有做成功的，敌人却以惊人的技巧和出色的算计而做成功了。我本人，从这位敌人所拿手的战争宣传上学到极多东西。”“我进入德国工人党之后，立刻接管宣传工作，我把它视为最最重要的工作。”

希特勒从他的对手那里学的这一手，就是宣传术。希特勒写这本自传时，还未掌权。掌权后，他和戈培尔们大大发挥了这套宣传术。追根究底，这套手段来自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共产党的革命家。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欺骗、仇恨、暴力以及大规模迫害和集体屠杀等等邪恶手段方面，如出一辙。

希特勒的狡猾，从他谈论宣传的对象即已透露：“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应当面向谁？是面向具有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还是面向那些受教育少的群众？宣传必须经常而且是完全面向那些群众。”这与共产党的宣传路线和组织路线，如出一炉。他们要面向贫下中农、大字不识一斗的城市贫民和无产者们这些广大群众。希特勒对宣传的妙用理解颇精：“宣传的内容不是什么科学，它不过是一种招贴的艺术。这种招贴的艺术依赖于设计者在吸引群众时运用形式和色彩的那种才能。一个用来宣传艺术展览会的招贴，必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向正在展览的艺术品。在这方面，它越是成功，招贴所宣传的艺术品就越有魅力。招贴应当使群众对展品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感知，它不应当取代展览品。”（同上：第180－181页）

他对操作政治宣传时的种种技术手段颇有研究：“宣传的作用并不在个人的科学训练，而是在唤起群众注意某些事实、进程和必然性等等，使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第一次进入群众的视野。所有这种艺术在于操作时十分讲究技术，使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这个进程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正确的，如此等等。可是，因为宣传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必然性本身，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招贴那样，在于吸引群众的注意力，而不在于教育那些有知识的人们或是那些努力使自己有教育和知识的人们，所以针对绝大多数人，宣传的作用必须集中在情绪上，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水准上针对那些所谓知识者。一切宣传都必须走俏时髦，而且它的智力水准必须面向最低心智水平者。因此，宣传所动员的群众数目愈多，宣传本身的真纯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宣传是招贴，宣传要集中在情绪的鼓动，宣传要面向心智水平低的人，这些都是诀窍。注意他说的一句大实话：“宣传所动员的群众数目愈多，宣传本身的真纯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这样的大实话，他的政治对手们是永远不肯说出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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