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记事

记忆当中70年的一月份十分地冷。这个月连里来了新人，有几十人吧。他们是师院附中69届初中的学生。这么一来，我们68年来的人就被称为“老生”，附中来的人就被称为“新生”。新生来了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就来了。

一打三反起源于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据1989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中透露，在全国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从1970年2月至 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万多，在这场运动中，著有《出身论》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他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最著名的罹难者。江西也有，70年二月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论文评说文化革命抨击林彪江青等等。其实他的文章根本没有发表过，是他家被抄家时被人翻出来的。一打三反更多的受害者则是无辜的人，如呼错口号或者损坏毛的画像等等而被判刑处死。

在七团，一打三反还不是那么极端恐怖，我还没听说有谁被判刑的。不过运动的声势倒还是很浩大的，每个连都抓了典型进行批斗。也有死人的事，而且就在我们二连。记得我们连运动的正式开始是在全连大会以后。这天晚上，全连按班排在食堂齐齐坐好，按照惯例由指导员在会上作动员报告。李指导员说了什么已记不清了，不过他那雷霆万钧之势却总也忘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会之前已有各种风声谁谁谁会是运动对象。我虽然不是什么“老运动员”，但在会上已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了。实际上是害怕。我是属于落后分子一类，不知上面如何布置，加上自己平时对领导不尊，牢骚怪话多。所以很紧张。果不其然，很快就楸出了老左（李建龙），刘公美等人（三排的），是为连的重点对象。忘了他们是什么罪名，但应当不是政治罪。他们在连里被批斗了，但主要还是在排里批。

下面各排也很快就来事了。我是一排的重点对象。我的罪名是攻击林副主席（缘由已在二连记事一文说过就不重复了），这在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罪行。我的其他罪名包括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实是第三代了）和参加了南昌二中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二中井冈山虽然当年被程世清整但并没打成反动组织之类的）。我的罪行由大字报 “揭发”出来，贴在食堂的墙上。排里也开会由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和由我交待问题。我心里明白这是有人借运动之机发泄对我的不满，因为我当时年少无知锋芒毕露而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顶头上司。平时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这下好了让我低头的日子到那了。其中有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却让我大大的长了见识。他是当时大学生当中少有的城市人（吉安市人），他平时的牢骚也不少，与我等也较谈得来，所以掌握我的情况就更多。他一积极起来对我的打击威力当然就更大。不能不承认，至少在我们排那些大学生多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成份好年龄大文化也高，一出就是狠手，把我这种没经过阵仗的小子打得晕头转向，久久缓不过气来。同班的老生当中多是我的同伙，现在都落入自身难保的境地，好在他们的义气还在对我没什么揭发。新生因为刚来加上年龄还小，他们基本上是旁观者。领导大约有意让他们积极参加运动但似乎不大成功。

当时我们班有个解放军的下放干部老翟（可惜忘了他的全名），他原来是南昌步兵学校射击系主任，少校军衔。老翟是陈永贵的同乡，山西昔阳人。他是抗战后期参加八路的打过日本鬼子。文革中他参加了造反派反了韩先楚，被罚到我们农场来劳动。老翟是69年下半年来的。与我同一个班劳动有几个月了。大概因为我劳动还很卖力，老翟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所以在运动高潮往回落时，我也深刻检讨几回以后，老翟有一回在我的检讨会上提出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的检讨也较深刻等等。亏了他的这一番话，我不久后就被解放出来了。当然我不知道上面是如何讨论研究决定的，反正我的问题在这之后就算是解决了。我也不用再做检讨受批了。当然我要开始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记忆当中我的朋友刘天龙是四排的重点对象。他的罪名也是因牢骚怪话多且不知得罪谁了。在运动高潮期间，他们天天逼着要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一是义气在身不能揭发朋友，二是实在没有东西揭发，催逼之下总是没有结果，运动高潮一过，他们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我也有过被逼着揭发李德修的问题的经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的结果。

周燕西是五排的重点。他被揪出来其实比较出人意外，因为他不是那种调皮倒蛋的角色。他很文静也不多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和他一起被揪的是李强，原因是他们常在一起捣鼓半导体收音机，所以有了偷听敌台一说。他们是不是偷听过敌台我不知道。不过很难想象他们有那胆量。在这个案子上李强是主犯。我猜想可能是李强得罪了谁而被人密报起事的。

不久前看到朱永焕的文章说周燕西是因三连的戴梁而起事。朱与周是一个排的，他的回忆可能更准确些。不论是何起因吧，周燕西背上了偷听敌台的罪名。在阵阵高涨的阶级斗争狂潮中他选择了死。当时看管他的是罗姓的副排长。那日天气阴冷，下午工间休息十几分钟罗排长一个疏忽没看住，当他匆匆找到宿舍，发现燕西人已逝去。事发当天，团营连领导齐聚二连，在二连的晒场召集全连训话，宣布死者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而畏罪自杀。我相信在场的百十号人中有不少与我一样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一打三反高潮过去之后不久，上海知青开始来到七团。二连也来了不少，连队又有了新的整编。我在的新班依然是一排一班，不过班里人员大概只有我和其它一二个老人，其他都是附中和上海来的新生。班长吴建新也是附中新生，他后来当兵离开农场了。这时我尽量少说和不说话，除了有刚刚被运动打得没脾气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怕说了什么又会被人上纲上线密报而后患无穷。没想到时间不久，我就和一些新生（南昌上海都有）成为无话不谈得好朋友，当然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