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記事

記憶當中70年的一月份十分地冷。這個月連裡來了新人，有幾十人吧。他們是師院附中69屆初中的學生。這麼一來，我們68年來的人就被稱為「老生」，附中來的人就被稱為「新生」。新生來了不久，一打三反運動就來了。

一打三反起源於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據1989年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一書中透露，在全國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從1970年2月至 11月的十個月時間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萬多，在這場運動中，著有《出身論》的遇羅克被判處死刑，他大概是一打三反運動中最著名的罹難者。江西也有，70年二月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論文評說文化革命抨擊林彪江青等等。其實他的文章根本沒有發表過，是他家被抄家時被人翻出來的。一打三反更多的受害者則是無辜的人，如呼錯口號或者損壞毛的畫像等等而被判刑處死。

在七團，一打三反還不是那麼極端恐怖，我還沒聽說有誰被判刑的。不過運動的聲勢倒還是很浩大的，每個連都抓了典型進行批鬥。也有死人的事，而且就在我們二連。記得我們連運動的正式開始是在全連大會以後。這天晚上，全連按班排在食堂齊齊坐好，按照慣例由指導員在會上作動員報告。李指導員說了什麼已記不清了，不過他那雷霆萬鈞之勢卻總也忘不了。為什麼呢，因為在大會之前已有各種風聲誰誰誰會是運動對象。我雖然不是什麼「老運動員」，但在會上已有大禍臨頭的感覺了。實際上是害怕。我是屬於落後分子一類，不知上面如何佈置，加上自己平時對領導不尊，牢騷怪話多。所以很緊張。果不其然，很快就楸出了老左（李建龍），劉公美等人（三排的），是為連的重點對象。忘了他們是什麼罪名，但應當不是政治罪。他們在連裡被批鬥了，但主要還是在排裡批。

下面各排也很快就來事了。我是一排的重點對象。我的罪名是攻擊林副主席（緣由已在二連記事一文說過就不重複了），這在當時這可是不得了的罪行。我的其他罪名包括出生於地主家庭（其實是第三代了）和參加了南昌二中的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二中井岡山雖然當年被程世清整但並沒打成反動組織之類的）。我的罪行由大字報 「揭發」出來，貼在食堂的牆上。排裡也開會由積極份子揭發批判和由我交待問題。我心裏明白這是有人借運動之機發泄對我的不滿，因為我當時年少無知鋒芒畢露而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頂頭上司。平時他們沒有多少機會，這下好了讓我低頭的日子到那了。其中有一個運動積極份子卻讓我大大的長了見識。他是當時大學生當中少有的城市人（吉安市人），他平時的牢騷也不少，與我等也較談得來，所以掌握我的情況就更多。他一積極起來對我的打擊威力當然就更大。不能不承認，至少在我們排那些大學生多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他們成份好年齡大文化也高，一出就是狠手，把我這種沒經過陣仗的小子打得暈頭轉向，久久緩不過氣來。同班的老生當中多是我的同夥，現在都落入自身難保的境地，好在他們的義氣還在對我沒什麼揭發。新生因為剛來加上年齡還小，他們基本上是旁觀者。領導大約有意讓他們積極參加運動但似乎不大成功。

當時我們班有個解放軍的下放幹部老翟（可惜忘了他的全名），他原來是南昌步兵學校射擊系主任，少校軍銜。老翟是陳永貴的同鄉，山西昔陽人。他是抗戰後期參加八路的打過日本鬼子。文革中他參加了造反派反了韓先楚，被罰到我們農場來勞動。老翟是69年下半年來的。與我同一個班勞動有幾個月了。大概因為我勞動還很賣力，老翟對我的印象還不錯。所以在運動高潮往回落時，我也深刻檢討幾回以後，老翟有一回在我的檢討會上提出我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我的檢討也較深刻等等。虧了他的這一番話，我不久後就被解放出來了。當然我不知道上面是如何討論研究決定的，反正我的問題在這之後就算是解決了。我也不用再做檢討受批了。當然我要開始夾起尾巴來做人了。

記憶當中我的朋友劉天龍是四排的重點對象。他的罪名也是因牢騷怪話多且不知得罪誰了。在運動高潮期間，他們天天逼著要我揭發他的問題，我一是義氣在身不能揭發朋友，二是實在沒有東西揭發，催逼之下總是沒有結果，運動高潮一過，他們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我也有過被逼著揭發李德修的問題的經歷，最後也是不了了之的結果。

周燕西是五排的重點。他被揪出來其實比較出人意外，因為他不是那種調皮倒蛋的角色。他很文靜也不多說話。在我的記憶中和他一起被揪的是李強，原因是他們常在一起搗鼓半導體收音機，所以有了偷聽敵臺一說。他們是不是偷聽過敵臺我不知道。不過很難想像他們有那膽量。在這個案子上李強是主犯。我猜想可能是李強得罪了誰而被人密報起事的。

不久前看到朱永煥的文章說周燕西是因三連的戴梁而起事。朱與周是一個排的，他的回憶可能更準確些。不論是何起因吧，周燕西背上了偷聽敵臺的罪名。在陣陣高漲的階級鬥爭狂潮中他選擇了死。當時看管他的是羅姓的副排長。那日天氣陰冷，下午工間休息十幾分鐘羅排長一個疏忽沒看住，當他匆匆找到宿舍，發現燕西人已逝去。事發當天，團營連領導齊聚二連，在二連的晒場召集全連訓話，宣布死者是自絕於黨和人民而畏罪自殺。我相信在場的百十號人中有不少與我一樣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一打三反高潮過去之後不久，上海知青開始來到七團。二連也來了不少，連隊又有了新的整編。我在的新班依然是一排一班，不過班裡人員大概只有我和其它一二個老人，其他都是附中和上海來的新生。班長吳建新也是附中新生，他後來當兵離開農場了。這時我盡量少說和不說話，除了有剛剛被運動打得沒脾氣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怕說了什麼又會被人上綱上線密報而後患無窮。沒想到時間不久，我就和一些新生（南昌上海都有）成為無話不談得好朋友，當然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