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四)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七十六

认识陶福成是在三年前，他虽是我村刘家的外甥，在我回来前彼此并未接触过。六五年回村时，离开家整整五年了，加上高小和初中都在外面，实际上与这个村足足 有十年的分别。初中时，每年暑假回来，忙着给队里割草，帮父母多挣些工分，寒假则有一半时间要去内蒙探望爷爷奶奶，和本村儿时的伙伴接触尚且不多，根本没 有见过陶福成。那年，他来找我，主要是想向我借几本书，当时正在“破四旧”，我带回的一些书，因担心被“红卫兵”拿去烧毁，暂时寄放在一位本家伯父的草窑 内。他走时，只把我平日常看的几本借去，其后给我借来了“四书”，也就是旧时的私塾课本。据他讲，他认识邻村一位前清进士的后代，家里有不少线装书，打算 陆续给我借阅。

但那时，“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几近疯狂的程度，人家不敢将旧书借给他人，怕受到牵连。当时，凡旧书统统被视为封建时代的糟粕，自然是违禁 的。因此，陶福成对我的应允，未能兑现。倒是他从我家里陆续借去一些书，看过后很快送来。他们村离我们村仅只五里的路程，可以说，和陶福成的交往也仅此而 已。当然，每次他来我家，免不了要交谈一番，大都谈的多是读书问题。有时他也向我讲述一些听来的新闻，都是“文化大革命”各地武斗的情形，或者是中央又打 到了什么人等等。渐渐地，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比较共同的看法。一九六八年的“深挖阶级敌人”运动，村里对我和崔海瑞的通信盘查得很紧，为了不牵连 老同学，我给崔海瑞去了最后一封信，说明当时的处境，要他与我停止通信，等将来环境宽松时再给他去信。这样，我连一个共同谈心的人也没有了。恰在这时，陶 福成时不时来借书，自然成了我在农村的知己。陶福成比我小五岁，圆圆的脸，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很有神气，初中毕业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家。 这个年轻人酷爱学习，但因家庭成分和我一样，连个民办教师也当不了。农村的青年，在那个极度贫穷的时代，一般不讲究穿着打扮。冬天，他常常戴一顶只有上辈 人才戴的毡帽，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他比我自由得多，时常进城，对于那时一些奇闻异事也知道得多，来到我家便讲给我听。“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旁 观者，也许是冷眼看世界更清醒一些吧，我们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工厂的停工停产，商业的萧条，教育所受到的严重破坏，也亲眼目睹了专制独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新的焚书坑儒正在进行，知识分子遭到大规模的迫害。

中国历史上建政后屠戮功臣的惨剧也正在重新上演着，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个人 迷信，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大约由于我们生活在最底层，所有做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顾虑自然要少得多，因此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也更明晰，与当时流行 的官方思想相距甚远，有时简直就是背道而驰。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思想，陶福成来到我家时，几乎无话不说，交流一些彼此的内心感受。但实际上，他来的次数并 不多。我那时的处境很糟糕，和外人的接触会引来麻烦，陶福成也清楚。因此，他偶然来时，总是雨天或晚饭后我在家的那阵。我家住在村边，他来我家，根本无人 看见过。

就在认识陶福成一年后，大约是秋收后的一天，傍晚时分，他领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看样子有三十四五岁光景，此人长着两道浓眉，高鼻梁，宽脸，从眼神上看 属于那种英俊潇洒的角色。陶福成向我介绍：“这是我的堂兄陶继舜，很想认识你，他和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排斥的对象，我们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人”！我把他俩 让进自家的小茅屋，陶继舜摘下帽子，坐在炕上，陶福成也上了炕，我在炕沿边坐着，还是陶福成首先开口：“你大概听说过他吧”？“还是去年，听说他被狠狠打 了一顿，和我们村的黄继勇一起，黄继勇四十多天不能起炕，不知陶兄如何，没有留下后遗症吧”？陶继舜听我这么一说，也开了口：“不碍事的，只是皮肉受了点 苦，还没有伤着筋骨”。接着，他急转了话题，也仿佛自我介绍一般：“其实，你们村的男女老少和我都很熟，我的姑姑嫁在黄家，她在世时，我常来。

几年前，你 们村一些年轻人想学唱秧歌，请我来教，那年我在这个村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当时你在外面念书，很少回来，咱们没有认识。不过，我可听说过你，你是这个村第一 个到外面上学的人，村里人都说你自小聪明，记性好，学习成绩一向优秀，曾在全地区考试中名列前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现在不是也一样 穷愁潦倒，正所谓念书念书，越念越输，最后输成一个穷光蛋”。我接过他的话说。陶继舜又接着说：“也不能这样悲观，你看现在的国家乱成了什么样子，几十年 的所谓革命，换来的却是更加贫穷，更加专制，广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正是我们年轻一代人为她奋斗的时候，我相信你是那种有理想的人，今 后……”他还要继续讲下去，被我劈口截住：“我早已是死狗一条，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唯一奋斗的目标就是和母亲共同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有条件的话，将 来给他们各自成个家，然后由我一人把母亲养老送终，其他想法的确没有”。我们的谈话陷入僵局，陶继舜掏出一包“风竹”牌卷烟，要我和陶福成抽，我没有接， 还在继续抽自家的兰花烟。说实话，对于陶福成给我领来这个陌生的危险人物，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量远离那些不安全的人和 事。陶福成一看这情形，只好用一种圆滑的口气说：“今天我引大哥来，主要是想和你认识认识，彼此做个朋友，将来有用着的地方，互相帮助。大哥常年在外，往 来于山西内蒙一带，做些生意，你不是常说，等弟弟长大后，也想出去走走嘛，何必老呆在村里受气”！陶继舜还是不想空来一趟，又讲了一些类似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大道理，鼓励我向远处看，怎奈我早已死心塌地，对他的话丝毫不感兴趣。虽然知道，在思想深处，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看法，而我仅仅停留在看法 上，懦弱的天性，驱使我只能抱残守缺，受人宰割。的确，我不是那种进取性很强的人。快到晚饭时，看看天色不早，母亲过来留他们吃饭，他俩说什么也不在，匆 匆告别而去。
此后，我觉得既已拒绝了他们，心里一直平平的。

第二年的春天，陶福成又一次来找我，说他们几个人准备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特意邀请我去参加，我当即表示： “你们要开会么，我坚决不参加”！陶福成解释说：“不是开会，只是大家在一起交个朋友，互相认识认识，彼此交流一些看法，你不要害怕，不会有问题的”。不 管陶福成怎样动员，我始终没有答应他。这年头，行得正走得端还被人踩脚后跟，谁还敢干那些危险的事情！那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临走时，送他到村 边，郑重其事地叮嘱道：“福成兄弟，你年纪轻轻，又很好学，拿出一点时间多学点知识，等待将来吧，千万不要干那些冒险的事情。如今的国家，不是过去那种军 阀割据的局面，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户口粮食政策的严密限制，一旦出事，连逃亡的地方都没有，何必去做那些无谓的牺牲呢！以卵击石，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自取灭 亡之途，千万记着我的话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走了。刚走出几步，又将他叫住，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说的话都说了：“福成兄弟，目前我的处境很糟，要是没 有什么事情，今后你……”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点点头走了。此后陶福成再没有来过我家，我的心也渐渐安定下来，总算远离了他们。

这年冬天，也就是我每天忙着在打地道的工地上吊土的时候，有一天刚吃过中午饭，陶继舜忽然来找我。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说他准备去内蒙，打算贩卖几匹大牲 口，筹集点钱，买一台简易印刷机，印发些宣传品，揭露当局的暴政，要我做好准备，帮他写些东西，不以我的名义，保证不会出事。我当即严词拒绝，我说：“陶 大哥，我衷心劝告你，不要搞那些危险的事情，当局固然暴虐，那不是你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所能撼动的，历史上的暴君，都是铁腕人物，都是高度的集权专制，在他 活着的时候，任何人奈何不得，只有寄希望于其人死后，中国的秦始皇是这样，苏联的斯大林也是这样。反正老家伙已经七十多岁了，自然的规律，他总要死吧。你 想想，他打倒了国家主席，打倒了那么多副总理和部长们，从五七年开始，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在这个表面上看来全民拥护的政权背后，潜伏着这么多矛 盾，他死后，我相信国家定会有大的变动，你就不能等上十年八年，为什么要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我的确很为你担心”！“我根本不考虑这些，只觉得我们的国家 需要有一批热血青年去为她献身，我并不打算组织什么人起来反抗，他手里有那么多军队，谁能对付的了，我只是想揭露其专制独裁，残害镇压人民的罪行，唤起民 众，让广大人民再也不要去崇拜这个独夫民贼，分清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

说到这里，他忽然转了话题，紧盯着我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其 实，我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我的命早已不值二分钱，只是我不赞成你的做法，你和福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带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不大切合实际，甚至是一种幻想， 因此我劝告你要冷静地想想，以免将来有后悔的一天”。陶继舜思索片刻，叹了口气，又对我说：“你的话并非不对，我也能理解，只是我不想等待，想做些实际的 事情，如果人人都逆来顺受，甘心当奴隶，社会还有希望吗？老家伙自己不也说了么，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笑了笑，接着说道：“这号人，只许他反对 别人，决不允许别人反对他，世上不讲理的人往往都是这样”。陶继舜再没有说什么，看来我们彼此谁也难以说服对方。临走时，他再次，甚至用恳求的语调说： “听说你笔杆子不错，帮大哥一把吧”！“我决不会写一个字的，从前的一些习作，都是紧跟形势，唱赞歌的，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如今再要写什么，白纸黑 字，一旦被人抓着，任他们上纲上线，只有掉脑袋的份儿。坦率地讲，兄弟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你说的事情，我坚决不干”！他似乎也感到再说下去，不会有什么结 果，颇为失望地走了，从此再没有来过。我和二陶的关系就是如此，尽管我们有着诸多相同的观点，对暴君充满了憎恶，但在具体行事方面，又各有各的主张。

七十七

在监房里平静地度过两天。又一天的早晨，放风刚刚结束，所长进到我们的号房里，特意走到我身边，看着我的手问道：“消肿了吧”？“消了”。我简短答道，他 便走了。王畅马上对我说：“可能要给你戴手铐”！“不要瞎说”！坐在我旁边的梁国佐瞪了王畅一眼。果然在早饭后，进来一名干事，手里提着一付很小的铁铐给 我戴上。又过了两天，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两名武装押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披着一件褪了色的短大衣，已经戴上手铐，从窗户里一眼认出是 陶继舜，被送进了十一号牢房。至此，已经完全清楚，自身也陷进这个案子里了，就当前“一打三反”运动而论，二陶被判死刑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呢，虽然没有 参与，和他们有过往来，又一起谈论过暴政时期的种种敏感话题，加之又有所谓前科，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当初写得那些东西谁也不知 道，不会牵累到亲人。或许，当我被抓后，姥娘会让三舅看那些东西，以她的精明，一定会这样做的，大概已经全部烧掉。只要不牵连他们，我一个人判就判吧，死 就死吧，反正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思，纯粹是个多余的人！

开始的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提审一个人，到天明送了回来，陶继舜和陶福成被提审的次数最多，还有一些其他人，据说都是这个案子的，外出劳动的人，常常能从武装队的人员那里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回来后又转告了我。

半个月后的一天，终于轮到我。早在前两天，赵二老汉和梁国佐就提醒过，要我到了晚饭后，多加几件衣服。进来时穿着棉裤，到现在也未换。上衣在戴铐子时脱了 下来，只能披着，为的是晚上睡觉方便。他俩的用意我明白，穿得厚实些，免得伤着皮肉。当我在昏暗的灯光下走进审讯室时，里面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岁上下 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还有两名中年人坐在角落里。剩余一人站着，靠墙的地方立着几根木棒，站着的人横眉竖眼地瞪着我。办公桌后面的人责令我站在屋子中 央，开始向我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讲完后指着我说：“现在由你交代，你是怎样策划、参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在这个集团里，你担任着什么样的 职务？说吧，首先把态度放老实点”！我首先镇定下来，慢慢说：“真不知此话从何讲起，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集团，更谈不上策划、组织，我只是我个人”。“那 是我们抓错人了”？那个和我年龄相差不多一直站着的人，马上走到我面前厉声喝问。我只是不做声，这种场合，无论怎样回答都不对，尽量少开口。“你说，是不 是我们搞错了”？主审人也这样问道，我只好说：“也许是误会吧，我真的没参加过任何组织”。“误会？”那人冷笑一声，站在我面前的人，随手操起火炉旁一根 火炷，劈头就是两下，我的脑袋昏昏然，差点摔倒。主审人马上用眼色示意，大约是不让他打头，担心昏过去审问不成。打我的那人随即将火炷撂下，从墙根处提来 一根木棒，喝令我马上交代，并嚷嚷道：“我看你是想狠狠挨一顿，你们这些家伙，个个都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等了片刻，用力推了我一把，硬要我 说，我只得说道：“真的没什么可交代的，我的确认识陶继舜和陶福成，但也仅仅是认识，并没有和他们一起组织过什么集团”。又一次重述了先前的话。话音刚 落，木棒便在身后落下，从背部、腰部、腿部轮番打下，尤其是腿部被打后，终于站立不住，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背上又着了几棒，我像死猪一样任其捶打。一 阵打过后，主审人似乎比较满意，开始一一问我，主要是从我如何认识陶继舜和陶福成说起，正如上一节叙述的那样。末了，主审人问我：“他俩为什么不找别人， 单单找你”？“因为我比他们多些文化，他们想让我帮着写些东西”。“你写了吗”？“没写”。“真的没写”？“真的没写，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他们”。“你为 什么要拒绝？他俩和你不是朋友吗”？“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我父亲死得早，留下弟弟妹妹都很小，需要我和母亲养活他们……”主审人不耐烦听这些，马上打断我 的陈述，“你是怕我们抓着把柄吧，这说明你比他们更狡猾，你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这点总该承认吧”。“不是，我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站在旁边那人，也不 耐烦起来，又在我背上打了几棒，同时照我腰部狠狠踹了两脚，深知这时说什么也不对，只好不再作声。

一时间，审讯室里格外寂静，主审人暂时走了出去，也许是 上厕所，但不久又回来了。这回，他亲自抓着我的两个膀子，让我重新站了起来，只觉得浑身疼痛，慢慢在原地动了动，等着继续审问和挨打。他在地上来回踱了几 圈后，又问道：“你写过哪些反动文章，说清楚，政府会宽大你的，你说你没有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写反动文章可是有的吧，你总不能抵赖”！我低着头，暗自 琢磨，难道姥娘家出事了？还是他在诈唬。又一寻思，姥娘家一旦出事，窝藏那些文章也要被抓，况且我写的那些东西根本够不上反动文章，肯定是诈唬。于是慢慢 抬起头来说：“真的，这些年，我没写过什么，你们可以到我家搜查。作为被管制人员，每天五出勤、两请罪，晚上开会到深夜，早上还得作务自留地里的庄稼，哪 有写文章的时间呀！再说啦，我毕竟有过一次教训，白纸黑字写在那里，难道真的不想要自己的脑袋了吗？请你们相信，自从回村后，我真的没写过什么，哪怕是一 篇文章”！主审人似乎在思考我的话，过了一会，他又问：“你给陶福成改过文章吗”？“没有，他写没写过什么，我一概不知”。

从他的问话中，感到放在姥娘家 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只要不牵连亲人就好。“陶福成和你商量过写文章的事没有”？“商量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起草的反革命纲领，给你看过吗”？“没 有”。“那他为什么要叫你去开会”？“没有呀，我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会，或许他有那个意思，但我坚决地拒绝了，我不想和他们搅合在一起”。“既然他叫你，就 是把你当做其中的一员，你还抵赖，小心你的后果，抗拒从严，死路一条”！“可我从没有答应过他呀”！“这说明，你比他更善于伪装，更善于隐藏自己，明明已 是他们中的重要一员，可在形式上好像还不是，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出事后，进行狡辩。难道你不是隐藏的更深的阶级敌人吗”？他说他的，我不再进行辩驳， 不是无言以对，而是担心激怒他。尽管如此，打我的人还是在背上将我又打了十几棍子，这时 身子到处疼痛难忍，再也不想说什么。心想，只要说明实际情况就够了，至于人家怎样分析，那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半夜时分，两个中年人走了。临走时，向主审人打了个招呼：“蔡主任，我们先回去了，你慢慢审吧”。这两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看热闹，我始终搞不清，今后 审我时再未看见过。至此，知道了审我的人姓蔡，至于他是什么主任，并不清楚。到后半夜，打我的那人看样子也有些困倦，拉过一条长凳坐在火炉旁，不停地抽 烟，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后来，这位蔡主任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时点燃两支烟，将其中一支递给我：“你也抽一支，好好想一想，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并要积极 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猛吸几口烟后，身子舒坦了一点，但还是觉得腰和腿疼得厉害，站在那里十分难受，便就地踏起碎步，他们也没有制止。打我的那个人 居然打起盹来，蔡主任好像也想尽快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审问，他又问我：“你知不知道陶继舜和陶福成是在组建反革命集团”？“不知道，他们谁也没有说过”， 我答道。“那为什么要让你给写材料”？“大概觉得自己文化低，写不了”。“要你写什么样的文章”？“他们没有细说就被我拒绝了”。“你这样的态度可不行 啊！”蔡主任突然提高了嗓门：“你当我们是小孩子，要你写什么样的文章都不知道，难道是要你写赞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不成”？“从一开始，我就一口拒绝 了，究竟他想要我写什么，人家没有说出口的我不能胡乱猜测，更不能瞎编”！“啊，谁要你瞎编啦？听听你的话吧，简直反动透顶！纯粹是和人民对抗。”蔡主任 勃然大怒，我便不再作声。那位负责打我的人看样子十分困倦，狠狠白了我一眼，并未起身动手。

过了一会，蔡主任又问道：“按你的说法，既然不愿意参加他们的 组织，不愿给他们写什么，为什么不向政府检举揭发，借以立功赎罪呢”？生性不是那种出卖他人的角色，只好搪塞道：“我每天很忙，根本没有想到”。“你想过 没有，你不揭发他们，便是同情，思想上的同情，证明你们就是一伙。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说和他们不是一伙，谁能相信，还是老实承 认吧，起码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我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或集团，他们找我，只是因为我有点文化，我不是已经拒绝了吗”？蔡主任接着指出，尽管拒绝 了，但起码是同路人。他又加重语气说：“告诉你，陶福成写了个纲领性的东西，其中一些观点，难道没有你的影子吗？我就不信，他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如此复杂 的思想，都是接受了你的反动思想。你能说没有丝毫的责任”？我又急忙插了一句：“陶福成写了什么，我的确不知道，后两年他很少到我家，我们之间已经很久没 有来往”。蔡主任似乎很反感我打断他的话，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讲下去：“我们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论者，有思想迟早必然会有行动，有反动思想，也是犯罪”！既 然这样，我便不再说话，要表达的意思都已说清，至于分析，那是人家的观点，再多说也是枉然。后来，他也不再问我什么，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写完后，抬起 手腕看看表，唤起火炉旁打盹的那人，要他将我送回监房。走出审讯室，听到四周一片鸡叫声。

七十八

过了五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又被带进那间审讯室。这次陪同蔡主任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面目清秀而和善。依旧让我站在屋子中央，蔡主任开始询问我的社会 关系，并在一张表上填写着。填完表后，他问道：“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赶快说清楚。否则，以后查出来可要按抗拒从严论处”。我答道：“没有了”。“有没有要 检举揭发的事情”？“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我也重复一遍。“好吧，过来签个字，摁个手印”。我走到桌前，只见一摞纸上写得满满的，也不知尽写 了些什么，人家不给我看，我也知趣地不要求看，就在上面签了字，并摁了手印。与此同时，发现桌角上有个大牛皮纸袋子，上面用毛笔写着：“现行反革命集团主 犯吕维”，当时就觉得肯定完了。他也再未多问，指示那年轻人将我送回监房，看来我和二陶的口供完全对上了，否则不会就此罢休。到了监所门口，那年轻人一边 掏钥匙，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妹妹坐月子了，生了个男孩，你妈也在她家”。“你咋知道”？“我和你妹夫从小就住在一个大院里”。门快打开时，急忙又问他： “我是不是很危险”？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那还用说嘛”！随即进到了号房。

“这么快就回来了”？同号房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对我的审问基本结束，就等着处理了。接着，我提出一个问题： “签字摁手印的材料，不知为什么不让本人看，谁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谁也是这样，人家写下的东西能让咱看吗”？王畅首先接过话题，“我们的问话材料 里，也不知人家写了些什么，大家都一样”。“按理说，应该让本人过目后再签字，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奈何不 得”。梁国佐这样解释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随众吧。和大家说过后，忽而想起“主犯”二字，同时慢慢咀嚼着送我回监房的那位年轻干部的话，基本肯定 了我的问话。种种迹象表明，我将被判死刑，死是毫无疑问的了，人生的路已快到尽头，苦难终将结束。

晚上，当大家都已睡去，紧挨我的梁国佐尚未合眼，据说，他的心脏有问题，夜里常常不能安睡，我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看法。

梁国佐其人，出生在本县东南方向一个村庄，年轻时外出上学，住的是教会学校。二十年前，从澳门神学院毕业。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又逢建政初期，开 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许多同学不敢回来，纷纷去了意大利。其中有二十多人不愿飘泊他乡，留在大陆，梁国佐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澳门起身，展转回 到自己的家乡。刚一走下火车，就被朔县公安局拘捕，连家也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几天后，被解押到大同公安局，在那里关押了一个月，大同公安局也不知道该怎 样处理这类人，又转送省城公安局，羁押在太原一个看守所里，从来没有审问过，一直关押了五年有余。后来，中央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又循原路由太原 送返大同，再由大同回到朔县，安排在县城南关的天主教教堂里当了一名神甫。每次县里召开群众性的代表大会，他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人士，就座于主席台上。对于 自己很短时间由阶下囚上升为座上客，显然有些茫然，虽然属于时来运转，但从不敢多言。其间，国家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诸多 运动，因为一向不问政治，笃信宗教，却也平安地走了过来。就这样，一帆风顺地度过了十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连那些沉睡多年的庙宇、泥 塑尚且在劫难逃，拆除的拆除，捣毁的捣毁，何况是一座每天有人进出的教堂呢？什么宗教信仰自由，见鬼去吧，那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指示，正涤荡着神州大地的一切“牛鬼蛇神”，梁国佐作为一名神甫，被红卫兵立即关起，又因他毕业于澳门神学院，被怀疑为 特务，先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游斗。到了一九六八年“深挖阶级敌人”时，他被关在“大联委”私设的班房里。那年冬天，“大联委”撤销，又被暂时寄押在看守所 里，等候发落，谁知从此成了孤魂野鬼。看守所等着当年送来单位再来“领取”，而“大联委”早已如鸟兽散，成员们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他成了无人管的囚 徒。我进来时，他在看守所已经呆了一年半。

从面相上看，是一个诚实的人，一段时间的接触，感觉到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据说他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二，四十七 岁一直没有结婚，决心把童真的身子敬献圣母，这在随波逐流、看风使舵的世道里，很容易被人视为“怪物”。和他二十多天的相处，感觉此人文化素养高，中国 的、外国的、古代的、现在的人文知识，都能道来一套，我俩比较投缘，相信他很有判断力，才向他吐露衷肠。听了我的叙述，他略加思考，用低沉的口气对我说： “按常理，你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只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无论如何构不成死罪。但问题是现在的情形，不能按常理去论，凡是涉及领袖和‘文革’，不要 说你有不敬之词，就是碰它一根汗毛，说要你的命比脱鞋还容易”。接着，他叹了口气，又说：“你也是读书人，咋那么糊涂，议论时政，居然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不是自取灭亡吗”！他说过后，仍然不住摇头，我明白，他也在为我的命运担心。

在我们双方沉默许久后，他又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兴许不要紧，还不至于死吧”。我马上接口道：“其实，死也没什么可怕，我对于死亡，一点也不惧怕。你想 想，像我这样成年累月苟活在屈辱之下，比奴隶还奴隶的人，活着又有甚麽意思？死亡倒是一种解脱。这些年，能够顽强地支撑下来，全是为了我的母亲，不忍伤她 的心，我是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虽然，她也知道，此生此世，我已彻底完蛋，可还是希望我活得好好的，甚至奢望我将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我，这些年对自 己的未来根本不抱什么幻想，苟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很灰心也很无奈，只是母亲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他看我整天家里外面忙碌着，还以为我有信心哩。死，对我来 说，实在不足惜，也不足怕，只是觉得对不起她”。

“是的，人最挂心的就是自己的亲人”！梁国佐听了我的一番自白，可能觉得，安慰对我这种人不起什么作用，只简单发了这么一句感叹。其后我们停止了谈话，各自睡去。

七十九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九二三年。那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沿海一带，新的思潮早已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我们这偏远 的地方，一切与革命前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农村里依然保留着妇女缠足的陋习，母亲三岁时开始缠脚，以后逐步裹紧，比她小两岁的女孩子们便摆脱了这个厄运。因 此，她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小脚女人，加之她一生辛苦劳作，毫无疑问，这也成了她悲惨命运的桎梏。从小，在姥娘的严格训练下，十几岁学会了缝纫、做饭，家 务活样样精通，人们都说她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很早便成为姥娘的得力帮手。十八岁那年，在我大姥爷的撮合下，与我父亲结婚，他们也算是青梅竹马的夫妻。 父亲的姥爷与母亲的爷爷是亲兄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亲上加亲是一件好事，乐于成全。生下我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只活了两天便夭折了。两年后，她 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只养了三个多月，不幸再次夭折。日本投降后，开始大规模的抓兵，父亲东躲西藏，很少在家，不久又掀起土地改革运动，父亲便远走高飞，跑 到口外。一九四七年大灾荒时，我家旧有的粮食都被分去，母亲领着我四处要饭，那时母子俩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五十年代，她又相继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但我在她的心目中却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也许因为从小肠胃不好，身体过分瘦弱的缘故，她对我格外关心。每逢有算命的人来到村里，总要讨教一番。

记得有一年， 一伙小孩子正在玩耍，突然来了个女乞丐，声称会看手相，给我们每个孩子都仔细看过，说了各自的未来，小伙伴们谁会相信一个要饭女人的话，哈哈大笑着纷纷走 开，并且嘲笑那女人是骗子。唯独母亲，把那女人领回家中，让人家单独看了我的手，那女人对母亲说：“我看这十几个孩子，数你儿子聪明，可又数他命不好，将 来恐怕没有福禄，你要多多行好积德呀”！母亲千恩万谢，给了那女人不少吃的，从此把人家的话奉为做人的圭臬（gui nie ，标准的意思），时时处处替别人办好事，以求苍天有眼，保护她的儿子一生平平安安。女乞丐究竟是为了一点私利，取得母亲信任，还是真懂一点手相常识，我一 直说不清，但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几个孩子的命运数我倒霉，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我的遭遇，她更是笃信行好积德的结果能给人带来福祉。不论自己怎样穷 困，凡上门乞讨者，从不让人家空手离去。

有一年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一个老年要饭者浑身发抖地走到门上，她把人家留回屋里，做上饭，让那人饱饱 吃了一顿，临走时，还给了一件旧衣服。她常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除此而外，她从来不伤害小动物，甚至连一只昆虫也不随便踩死。小时候，我常常掏麻雀玩， 她帮我喂大后，硬是要我放掉。地上有虫子什么的，如果我故意踩死，被她看见，非要狠狠教训一顿不可，她的口头禅是：“那也是一条命啊，千万不要造孽”！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有时就是那么蹊跷，那么悖谬，也那么捉弄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或物，偏偏遇到的伤害又是那么多，那么无情，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善得不到善报，恶得不到恶报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更助长了作恶者的气焰，他们愈加肆无忌惮地去坑害别人。老天爷为什么不去管管这些人？

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外流到包头后，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每人每天六两毛粮，又没有任何副食，先是地里的野菜被人们拔得净光，接着榆树叶子、榆树皮，也被人 们吃光，眼看着一棵棵榆树死在那里。父亲患了肠胃病，每到吃饭时，不断有臭气从嘴里吐出，医生说，要尽量多吃些细粮，有油水的食物。这话在今天的人们听 来，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时比登天还难。每个人被牢牢地铆在原地，弄点细粮谈何容易，只有眼睁睁地饿着。为了父亲和孩子们，母亲简直快要变成神农 氏，原先人们不吃的野草，她都拔来吃。即使这样，最终也未能保住父亲的命，就在她四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从此，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两年后，我又被 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了回来，她不悲反喜，觉得我回来有了靠山，有了支撑门户的人。她的脑子里，还留有世代相传的“夫死从子”的旧思想。然而，她的这 些想法很快又在现实中破灭，儿子非但没有能帮她多少忙，反而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恐惧，让她整日提心吊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曾说，这是一场“惊 心动魄”的革命，对于一般农户来说倒也平平，可对于我家，尤其是母亲，“惊心动魄”真可谓恰如其分。儿子被押到别的村子去斗，做母亲的，心里能有一刻的安 宁吗？“四类分子”的会，有事没事开到深夜，她在家里咋能睡得着？我不回来，她敢睡吗？每当我回来晚些，她便一个人去我们开会处悄悄窥探，她最担心我被人 家偷偷打死，有多少次叮嘱我，挨打时一定要大声喊叫，要让周围的人听见，以免被人打死，挂在树上，还诬陷你是自绝于人民哩。为此，我曾多次安慰她，求她放 心，可她就是不能放下那颗心。也难怪她多心，那时确有人被活活打死过，这方面的消息时不时地传来，本来就人心惶惶，要她安心，能做得到吗？为了我，她算是 操碎了心。

那几年，她常常陷入一种惶惑的状态中去，记性大不如前，有时不知喃喃自语着什么，令我想起祥林嫂。有几次，我看见她仰着头，虔诚地向上苍求告： “老天爷啊，我们穷究穷吧，饿就饿吧，千万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如今，我被送进监所，生死未卜，她一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死不足惜，这 些天早已想通，人活多少是个头呢？像我这种最低贱的奴隶，早早了结，对个人而言，反倒痛快一些，又何必苟活在世上，让那些企图永远活下去的人和他们的爪牙 们恣意凌辱呢！但使我最不能安心的是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人。母亲啊，我们再见面的日子怕是不会有了，一切都请你宽恕儿子的不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