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 后“六四”的中国现实

“六四”再次临近。这个时候，似乎不必再提，中国共产党对于它镇压民众、将民间的理想主义热情浸在血泊里的残暴罪行毫无悔意，因为，这个党的拒绝批评、拒绝认错或认罪、坚持自我表扬的态度和作风，已经举世皆知。

倒是可以看看，对于这个党而言，什么是重要的。

政治上的事情都很重要， 而中共习惯于将其它的许多事情也拿来政治化，于是。那么，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就是它的“十八大”。这个会议将在后年举行，但事关中共最高层将在该会议中完成交替，许多人都注意到，中共已经在着手准备，许多举动或变化，都与这种准备有关。

经济的重要体现在政治上。一曰“保八”或保增长，事关“ 中国模式”的“先进性”，二曰“国进民退”环境下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事关“国”“民”之间的平衡，三曰“十二五规划”即将开局，事关畸形市场经济下计划经济的活力再现。

社会的重要也体现在政治上，特别是要以强大的军警力量保证“ 和谐社会”的表面光彩。然而不幸，官民矛盾愈益尖锐化，不仅“群体性事件”或民变中暴力因素愈益突出，民众甚至屈辱下跪而迫使官方让步，而且“个体性事件”也突然间引人注目，执刀行凶成风，连上海世博会中也有人动粗，社会中的暴戾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也重要，那也重要。一大堆的重要衬托之下，“六四” 对中共而言，只是在“维稳”的意义上才存在，它的真相、责任以及教训、启示之类，似乎都无关紧要。这当然就与民间看法有所不同。

不过，仔细梳理一下，还是可以看到，重要的事情， 总有其内在联系。

一

中共要在其“十八大”上完成其世代更替，所谓胡温“第四代” 要将权力交给“第五代”。这一交替若成功，则它的现行运转规则，即“一代”领导核心之“两任十年”，就更为常规化。

这样的代际运转，可以视为“中国模式”之特色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掌握了中共党内实权之后，以其思想理论、政治抱负的“ 革命性”为名义，实际发展为个人专断，并在“文革”后期实际尝试在毛氏家族成员中交接权力。但江青集团在毛泽东身后对待党政官僚集团过于盛气凌人，或过于苛刻，结果失败。

在一个号称“共和国”的国家里，这样的失败本属理所当然。然而， 中国共产党仅仅满足于纠正毛泽东“个人崇拜”、结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终身制”，满足于在辛亥革命后数十年，再次阻止“家天下”的企图。而“文革”后30多年，只弄出一个依赖年龄划线的代际“两任十年”更替格局，仍然无视共和体制的基本规则，仍然排斥公开的政治竞争，且鲜以实际施政问责、无视党意（或民意）支持。这样的格局，相比于个人终身制、家天下，只是稍有进步，在共和政制的发展中，则远远落后于时代。

中国共产党自诩“先进”， 似乎这样再次摆脱终身制就伟大得不得了，实则，它仍然囿于毛泽东敌视宪政、敌视民主的专制观念。它以专制的党国体制冒充共和体制，越来越自觉、越来越顽固地抵制和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殊不知，世间事物，不进则退。“一代”领导核心，“两任十年”， 其实也是一种较为有限的“终身制”，或曰该核心之两任十年的特殊“终身制”，为该核心免除竞争连任之苦。这样，该核心的权力欲望就难免会膨胀，就要伸展为对后任核心的控制，至少，他要力图保持一定影响，为自己的派系牟取最大利益。而党内对于下任核心的竞争，本来是政党政治题中应有之义，则反而被视为暴露 “野心”，干扰了该核心对未来的布局，要看该核心的脸色，顺者昌，逆者亡。

薄熙来“唱红打黑”之举，无论其本意如何， 客观上有政治竞争的意味，本无可厚非，而他选择“唱红”的方式，则体现着中共党内出现的“向左转”、“向毛回归”趋势。从建国60周年庆典出现“毛泽东思想方阵”，习近平和李克强竞相表现忠诚，以及“唱红打黑”颇有蔓延之势，到“左派”们越来越有恃无恐的“反资”叫嚣，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清理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及其思想理论，在政治上仅止于限制“终身制”，则 “极左”仍会卷土重来，个人崇拜仍将死灰复燃，“终身制”本身也势必在“左”雾弥漫之中阴魂重现。

不过，毛泽东的实践和理念本身，也有其内在矛盾。 毛泽东熟谙中国传统政治权术，不避讳家天下之延续，同时，他“猴气”十足，喜欢斗争哲学，喜欢打破平衡局面，痛恨墨守成规，痛恨官僚化。那么，在他手上，中共难以弄出一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政治”，政治运动不断，他本人倾注心血的接班序列一再变化，最后仍是一场空。他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化，视为“资本主义复辟”之表现，视官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传统帝国皇权与官僚权力的斗争，以“文革”再现于当代。这样与现代化进程对抗，难免失败的命运。他的个人专断与家天下图谋，被官僚集团挫败，而官僚得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左派”折腾的冲动，强化了中共的保守趋向，党专政与个人专权走向一种新的平衡。

毛泽东个人独裁失败，经过十年左右不大确定的过渡， 取而代之的是“某核心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毛时代“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其延续性相当明显，而体现毛泽东风格的“造反有理”、“反潮流”则渐渐黯淡。“政治上与党中央高度一致”以及“稳定压倒一切”，勾勒出官僚化中共的基本面貌。

“文革”失败，人们痛恨专制，但是，民主发展的机会转瞬即逝。 有人以为，中共党内民主逐渐发展，可以带动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但是，眼前的现实却是，中共党内对于民主发展的冲动或动力，看来比民间更弱得多。

人们加入中共，多有其现实的考虑，特别考虑到就业、升迁， 及其相关的实际利益之类。所谓政治抱负之中，这种利益的成份已越来越大，而社会中那些较有个性、较多理想主义之辈，他们对于中共，则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疏远。这样一来，循规蹈矩之辈充斥于中共党内，积极者将抱负归结为权力野心，为权力而追波逐流，消极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此一部庞大复杂的党机器，理想主义热情会扰乱其正常运转，显露个性则往往成为党内的异类，形成对照的是，它以利益为基本驱动力，腐败反而成为其正常特征。

党纪，可以与自由、权利结合，也可以奉服从为天职。 党员个人须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那么，即使党章规定全党之代表大会掌握着最高权力，中央须对其负责，但党纪却更权威地要求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乃至中央政治局，或其政治局常委，运用权术控制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组成，由此，他们表面上服从代表大会，实则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支配全党。

毛泽东时代，他的“猴气”时不时地显现出来， 独裁专断的计划性较差。他逝世后，中共专制本性仍延续下来，同时，随着官僚化加强，最具机器特点的以年龄划线终于体现为计划性。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运转，终于酿造出一种“计划政治”。

但是，看来这却是一种错位：在计划体制时代，“计划政治” 在中共“八大”之际有呼之欲出之势，却终于夭折，而到了市场化改革开放，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的时候，“计划政治”反而成形，却与现实经济基础天生就不适应。

“中国模式”的这一特征，可以说，是市场化时代的一个反动。

显然，他们不走公开政治竞争的正道，执意在黑幕中摸索。 权力代际运转之中，前任核心施展控制能量，“垂帘听政”、“老人干政”不断与时俱进，候任核心缺乏党心民意支持，只能匍匐于其后台身边，媳妇苦熬方能成婆，再继续拿捏未来的媳妇。至于后任核心的候选人，则一般是在核心控制之下，通过派系之间的交易或斗争而确定。不过，近来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某些个人的独特举动，即使以派系关系来看也仍显示其特殊之处，似乎体现着中共内部某种不甘于“计划”的倾向。

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仍然维持着， 然后就是所谓“改革共识破裂”而“国进民退”席卷而来。这样来看，“计划政治”常规化并不令人意外，而所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实则是政治滞后拖着经济往后退，其间充满着变数。

二

然而，北京领导人看来很是警觉，他们先是否认现实中出现了“ 国进民退”，然后，亮出一个颇为华丽的动作，甩手抛出一份《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与五年前的那份“36条”相呼应，它被称为“新36条”。据说，大陆“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有可能让2010年成为‘民间投资元年’并产生可观的‘制度红利’”。真是美妙极了。

而台湾《工商时报》的报导和分析，就直率得多地指出，这“ 表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但是，“在非公经济36条发布后，国务院还推出四份配套文件，各部委推出数十份配套文件，各地方政府推出的相关文件加总更逾200份。如此多的官府文件，仍然难撼国企铁桶江山”，那么，“这次民企尽管有政府文件支持，但如何进入，进入的进程能有多快，进入后该行业领域能活动的“游戏圈”范围有多大，都是民企心中难解之谜”。“加上中国国企向来是政府的大金库，在党、政、军方面更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厘清的共生关系，因此就算开放垄断性领域，民企能否啃食得到，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高度评价也好，直率分析也罢，都有待时间验证。不过， 在美国那边，也有值得注意的动作，正好可以作些比较。

奥巴马政府推动金融改革法案近来取得了进展。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社评说，“美国将欧洲远远甩在了身后：先是翻开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强迫它们注资；如今，又进入了就监管改革立法的最后阶段”，不过，“国会议员们选择向监管部门授权，遏制金融机构危害最大的行为，而非修正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因为“法案既没有涉及银行被管理层控制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基金经理未能监督自身投资的活动，更没有指出金融体系易受信用评级机构失误影响的弱点”。

全球金融危机展现的一个严峻现实是，金融业的“过剩”表现为， 现代金融极其发达，其产品往往设计得精巧、复杂，社会各界对其的知识、把握能力远远不足，呈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这就使得金融改革及其立法的难度极高。不过，就发达国家而言，相关的立法进程透明度较高，无论其成效如何，总会推动各界更深入地把握金融业的现实状况及其未来发展，对其经济体系的改善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这里的法律规定可以头头是道， 政策文件可以套话连篇，行政部门依恃党机构的支持，制定文件不必在意议会的审议，不必在意民众的意志。但是，“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意图可谓良好，在国有体制下仍然困难重重。

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民间资本，以及国有资本， 都在竞相显露其投机性，往房市、股市寻求赢利机会，而政府动手“调控”，人们还是热衷于炒大蒜、炒绿豆，反正市场上游资甚多，弄得通货膨胀山雨欲来，而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也同样存在，政府在“调控”、 “刺激”的选择中很是为难。

于是，祭出“新36条”，试图引导民间资本踏踏实实地推动增长， 然而，“国进民退”正是政府为维护国有体制而自己一手导演的好戏，民间资本吃尽了苦头，就不那么情愿就范了。

发布“新36条”之前，今年四月中旬， 去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吉林通钢，血案有了进展，重组也在坎坷而行，只是看上去十分低调，其中看来大有玄机。

吉林通钢，民企进入钢铁业，而且进入国企实行重组，结果受阻， 意义重大。事情已经很清楚，当建龙再次提出重组方案，受到吉林国资委支持，但通钢管理层坚决反对。这时，有人隐身幕后，有组织有预谋地煽动大批工人抗议建龙，蓄意殴打建龙高管致死，致使建龙退出。事后，锁定疑犯数十名，且有多名涉案嫌疑人投案自首，但最近审判的案犯仅纪宜刚一人，当地办案机关亦未就此做任何回应。结果，死者与被告两方家属都在法庭内外鸣冤诉苦，要求惩办真凶，惩办幕后指挥者。

至于此后的重组，新的重组方都是国有企业，报导说，“ 无论如何争取，通钢的新重组方都无法开出建龙当时承诺的条件”。特别是，若重组成功，仍避免不了要“消化”数千工人，但在国企掌握之中，工人抗议当然无门，任何组织或预谋肯定都将受到严厉打击。

此事的实质进展，成了国企自己的游戏，而血案审理， 似乎在刻意避免伤及事件的真正幕后主谋，就这样静悄悄的，只看到《财经》有报导，没有什么波澜。

却不能不看到，国有企业在其垄断的行业领域里， 其势力与利益盘根错节，而国企管理层在其企业里，其势力与利益同样盘根错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表现为所谓“增量改革”，即在国企天地之外，先是农民承包土地，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土地的热情，然后是个体户、民营企业，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市场天地，所谓“全民经商”，所谓“中国制造”，都是在这样的市场天地中才有其辉煌。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起来，就免不了要与国有经济竞争，要进入似乎天然作为国有企业垄断领地的行业领域。对于国有企业，这是市场力量真正兵临城下，甚至要进入其内部参与重组，改变国有企业本身，而对于改革开放，这是从“增量”扩大到“存量”。改革开放的革命的意义，到这里才真正显露出来。

但是，触动“自己人”，触动“内部人”， 事情的性质陡然间出现变化。利益攸关之际，你死我活格外鲜明。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出现在政府、管理层对面，即使有组织有预谋，仍然显出“一盘散沙”之态。然而，一旦事情有变，一旦管理层隐身于工人身后，就下决心要拼个你死我活，下决心要御民营企业于“国”门之外，下决心要煽动工人为其火中取栗。“新左派”也居然拍案而起，他们“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而欢呼”，呼吁“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成为“国进民退”的意识形态急先锋。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新36条”展现一种姿态，而现实之中， 市场体制顽强成长，民营经济艰难前行，国有体制对“存量”要顽强坚守，且力争扩大，其矛盾冲突终究无法避免。

三

“六四”事变，枪声响过了，血迹清除了， 中国共产党横扫民间的理想主义冲动，撕下了自己的道德伪装。此后，它不能不紧握钢枪警棍，时时刻刻绷紧“维稳”这根弦，同时，它不能不“一心一意谋发展”，以GDP增长来掩盖社会精神方面的失落与黑暗，借以稳定人心。

“六四”镇压，是中共专制政治的继续。它以铁腕维持其专制权力， 控制、限制民众的权利，排斥异议，压抑政治竞争的任何萌芽，为其一党专政之永存，可谓呕心沥血。

然而，就在这片古老东方土地上响起罪恶枪声之际， 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作为最具先进性的社会生产力，凝聚着时代精神，同时，它以其互动平台体现着高度社会性的生产关系。无数的民众，特别是无数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为互联网之自由天性所吸引，所倾倒。于是，公民社会有了新的基点，而对党政官僚的反感与厌恶，在网上迅速蔓延开来。中共顽固抵制所谓“西式民主”、反对“三权分立”，它的黑箱政治，在互联网时代，显得可憎又可笑。

北京街头的血迹在人们的记忆中犹存， 中共又在以劳动者的血汗擦洗它自己的顶戴。它竭力渲染国力的强大，炫耀国家的大国地位，呼唤“自主创新”，歌颂“和谐社会”，然而，毕竟“国富民穷”再次突出，“国进民退”可以支撑一党专政，却无法长久地维持民心。

昔日“文革”实乃政治风暴中“国进民退”的一次小高潮，“ 社会主义”之“草”漫天生长，资本主义之“苗”遭遇严酷寒流。如今，尽管市场经济遭到扭曲，尽管权贵阶层攫取了无数好处，但是，权贵资本积累的效率最差，公平性最低，权贵越是发达，“过剩”也就越严重。这样，“中国模式”的特殊周期性逐渐形成。历史规律势必要让那些今日得意的权贵们知道， “过热”只是早期症状，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

“六四”已21年，辛亥已近百年，而辛亥革命十年后出生的中共， 分明是专制魔王转世，集中国专制之大成。真是难为它，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中，蜕变成今日这副模样，不幸的是，任它七十二变，人们永远都记得它当年悍然开枪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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