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到1986年之间，我的工作让我得到很多机会深入一般游客去不到的地方，观察和体会人们的生活。
例如，我来到北京之后，临时要从北京到别个城市去，要自己挤火车站买车票，或者是亲自来到民航总局购买机票。这两个地方的秩序非常非常混乱，这让我真正体会到当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滋味。
民航总局的售票大楼还算好一点，比较之下有秩序一点，火车站售票处简直是战场。那些售票处都是约六到八英吋阔乘八英吋高一点的视窗，实际上是个成年人人头大小的小洞。售票的小洞不多，任何班次的票都在这几个小洞发售。
大概来到了1985年，民航和火车站出现了为外国人、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服务的专用售票厅，采取一票两价制，同样的座位，比国内同胞贵一倍甚至以上。据说，若果不幸，例如飞机摔下来，购买非国内票价者可获更高的赔偿金。
在火车站一角为国内同胞服务的售票处前面，人群没有明确的轮候队伍，都拥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小洞前，没有人维持秩序，你推我拥，互相冒出敌视的目光，吵架争执乃等闲事。
经过多番打拚终于来到洞前，我发现分隔小洞前后是一道厚近一英尺的墙壁，所以洞后面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能看到的实在不多。
我不明白为什么售票处是个小洞，后来在北京开始跟一些朋友熟络了，谈起来，得到了一个答案。
据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许多年，帝修反随时会一起打进来，而铁路线这些交通枢纽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必定成为战场，这些细小的视窗可以作为枪眼，在后面作顽抗。换言之，火车站的售票小洞是备战心态下的产物。
争先恐后购买火车票时，我更大的感触是，眼看身旁这些和我同出一源的炎黄子孙，他们狼狈不堪，疲于奔命，失魂落魄。
能挤上火车，我还有下一段的打拚。有一回，要从南京赶往上海，坐了几个小时火车，大概是中午，抵达上海火车站了。
前一天买车票已够累死，这一天来到上海的火车站更要命。
我带着一大堆行李、文件和有关材料，在火车站外苦候的士，塬来上海的的士服务仍未全面恢复，火车站外见不到一辆的士。
我看到远处有公车经过，但人生路不熟，不敢挤公车，也不懂得坐哪一路公车，拿着这么多的东西，不可能上公车，我更不知道要往何处去，因为我没有预订房间，我坐公车到哪儿呢?火车站附近虽然也有招待所，可是当年规定，这些地方不是“对外”的，只能接待国内旅客。
我只能厚着脸皮，主动向一个又一个在我身旁走过，看来是派驻上海工作的香港人请求，因为有车来接他们。
我说，只要到任何一家酒店都可以。有好几班火车到站，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天色渐暗，心中极度彷徨之际，才获得一位好心人容许我坐上他的车，来到此人已订了房间的锦江饭店，更非常顺利，还有空出来的房间，我不用在锦江截的士到别的饭店碰运气。
80年代的北京没有商业大厦，大批外商港商涌进北京来找寻机会，只能在饭店设立临时办事处，饭店房间因此奇缺。
到北京出差，除非是住一流的饭店，可以在香港订房，或及早通知老板在北京的生意搭档代劳，否则很多时只能于抵达后才上门找房间。
这次我抵达北京，时间已晚，特别是航班延误，已经过了凌晨十二点。我事前没有订房间，心里忐忑不安，于是在机场召了辆的士，逐家饭店去找房间，直到找到房间为止。
没有空房间也没关系，因为饭店的服务员没有顾客隐私的观念，他们会很合作，让我翻阅房客名单，以找寻熟悉的名字。
当我发现了熟悉的名字，于是打电话进房间，跟对方说我是某某，只求借宿一宵，翌日再找办法。这个方法很奏效，因为这次我求人，下次人家求我，我也曾经收留过别人。
其实这都不是相熟的朋友，往往是平日在机场、餐厅，或饭店见过面，聊过天，交换过名片而已，可是大家都懂得出门靠朋友的道理，如此相助带有点江湖救急的味道。
广交朋友的确重要，出差当然不会把秘书也带到北京去，住的饭店也未必设有提供打字机、收发电传之类服务的商务中心。我曾试过要到朋友的房间(驻京办事处)打文件，或收发电传，打了一整天，当然要自己打，人家有秘书，总不能要求人家的秘书为我服务。
港商爱与一些本地人当成搭档，这些生意搭档其实什么都干。他们收取若干活动费，好办理购买车票、机票、订房间等没有经济效益但必须要办的小事，或做耳目、中间牵线等与找寻商机有关的事情。
老板有好几个这样的生意搭档，其中老A是我最熟悉的一位，我视他为友，从不颐指气使。
对我来说，北京算是我熟悉的城市。一次，为了前往上海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老A配合我，比我先到了上海，并且打点了一切之后，到机场来接我。
我这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身体不适，甫下飞机，仍得招唿老A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到餐厅进餐谈天说地，因为无论为公为私，他们都曾经替我办了点事。
除了吃饭之外，还要满足一下他们若干小要求，让他们饭后回到我的房间，先看看电视，然后洗一个痛快的热水浴。
80年代之前在大陆，一般百姓在家里要洗个热水浴很不容易，国内电视节目也很闷，在饭店房间看电视可以看到外国的电影，我不能不陪着看电视，不能整个晚上躲到洗手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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