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金融危机第二阶段来临

鲁比尼被称为“末日博士”，因早在2006年就预测到了本轮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近日鲁比尼博士称金融危机第二阶段即将到来。

过去，我们都认为金融危机是每隔五十年、一百年才会发生的例外事件，但近年来的金融史却显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引发这些危机的原因也跟教科书上谈到的景气循环造成的衰退很不一样，有人称之为“资产负债型”的金融危机：资产泡沫导致民间与政府部门累积了过高的债务。

这种金融危机愈来愈常见，一般教科书却很少提及，所以我才会写《Crisis Economics》这本新书。因为金融危机已经不是“例外、非常态”事件，而是愈来愈频繁和严重，造成了庞大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必须尽量了解，才能设法避免它的发生。

很多人一谈起危机，就会想到“黑天鹅”理论，认为金融市场往往会出现不可预期的危机。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危机是黑天鹅事件，我在新书里直接说，这些危机都该叫做“白天鹅事件”。

理由有二：第一，本来应该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危机，现在愈来愈常发生；第二，这些危机并不是随机发生，而是经济、金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早就可以看出问题。

常有人问我：“你怎么有办法预测金融危机会发生？”其实不只是我，早就有其他人提出了警告。以我自己为例，我曾经花了十年时间，研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又在华盛顿待了两年做政策研究，2004年还写了一本新兴经济如何因应金融危机的书。写完这本书，我就看到美国出现了资产泡沫、财政赤字、美元高估、信用扩张的问题。这些迹象跟那些引爆金融危机的新兴经济，简直一模一样。所以，金融危机是可以预测的。

还有人问说，既然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都已开始复苏，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到底结束了没？

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还没结束。我们只不过才结束它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风险很高。以当年的大萧条为例，美国股市在1929年崩盘后，美国经济在1934至1937年逐渐走出萧条，但却因为政策失误，导致1937至1939年又陷入了第二阶段的萧条。

所以，这场危机还没走完，而且正在发生改变。最初的金融危机，肇因于民间部门的过度借贷与杠杆，后来才有所谓“去杠杆化”呼声，要求降低负债比率。但如今，当民间部门努力去杠杆化之际，政府部门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再杠杆化”(Re-leveraging)：好几个工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GDP比重都在 10%左右。很多人担心希腊的赤字冲上GDP的13%，事实上，美国今年的赤字也会高达GDP的11%，而英国也可能在10%以上。

政府部门所以“再杠杆化”，累积庞大债务，有三个原因，第一，政府是衰退时的自动稳定机制，例如在人民失业时，提供津贴补助；第二，当民间需求不振时，政府就必须增加支出；第三，政府决定出手纾困金融业、房地产与企业。

这些抢救经济的刺激政策，确实有其必要，但刺激计划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它的后遗症就是带来大量的政府负债与赤字。

首先，有些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可以利用“货币化”，也就是印钞票来解决财政赤字，但长期下来会引发通货膨胀。

其次，如果你是新兴经济体(例如俄罗斯与阿根廷)，或是欧元区的某些国家(例如希腊)，既然没有办法自己印钞票，也许只好让债务违约。

万一真的发生二度衰退，政府挺得住吗?一年前，金融风暴正严重时，政府还可以动用降息、量化宽松等工具；美国还可以推出8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还能纾困金融业。但要是现在再度陷入衰退，政府就会发现，它们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政策子弹”。因为利率已经降到零，再降就要引发恶性通胀；你也不能让赤字和政府债务继续膨胀，因为市场已经很恐慌了，而且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冰岛等国，喜欢抛售债券的债市义勇军(Bond vigilantes)已经开始蠢动，再过不久，他们也会对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高赤字国家发动攻击。

我并不是预测二度衰退必然会发生，但我认为，政府债务与赤字大增，表示我们即将进入第二个阶段的金融危机。

目前，我们必须推动更大胆的改革。例如，我同意英国央行总裁金恩、美国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沃克尔等人的主张，金融机构如果“大到不能倒”，就应该进行分割，缩小规模。因为，银行要是大到不能倒，未来也会大到无法纾困，而且复杂到无法管理风险。

财政上，各国政府现在面临了该不该退场的两难，怎么做都不讨好。尤其对所谓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来说，他们不仅面临赤字与债务危机，还有国际竞争力滑落的危机。短期之内，这些国家都必须大幅紧缩，包括加税与削减开支，势必不利于经济成长，甚至可能延长衰退。难题就来了：当经济产出不断下滑时，政府还做得到紧缩，而且维持债务与赤字的稳定吗？

想要恢复竞争力、重新成长，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通缩，也就是让价格与工资连续下滑几年，直到找回竞争力。但这方法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因为通缩代价太大，没有任何政府会接受连续五年的经济衰退，阿根廷政府撑了三年就不行了。

第二种方法，是推动结构性改革。德国就是这样：推动企业重整、加快生产力成长、控制工资，花了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才使竞争力再度起飞。问题是，希腊、西班牙等国就算今天开始这么做，要看到效果，最少也要五年，而长期改革会带来短期的痛苦，政治人物会说，太难了。

不想靠通缩，又不愿意大幅改革，最后的方法，若不是退出欧元区，就是欧元必须大幅贬值，才能重拾竞争力。但这么做的前提，是欧洲央行必须同意采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只是购买政府公债而已，还要增加货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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