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富子弟的毛时代印象

上完小学我就离开了故乡，儿时的同学中，几十年来唯一没有中断联络的只有当年的同桌，他也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们那个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早先是书信来往，后来是电话联系，再后来网上通话，19年前我曾借疗养的机会回过一次陕西，在西安大雁塔村他租的蜗居里住过几日，然后又是隔断两地，上个月偶然打开一个久未登录的邮箱，看到留言说说因为业务的缘故，他来到山东，就在距我不足百公里的地方。我手机也换了号，他一时之间找不到我。看到消息后立即给他回了一个电话，他却是回到了陕西，没过几天，他又一次来到山东，在一个周末我去了一趟他的所在地。从下午两点多见面，到次日凌晨三点四十多分钟，聊了整整十三个多小时没停嘴，说起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同学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虽说是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也经历过毛时代的贫穷与饥饿，但同学的遭遇，却比我更坎坷许多，甚至让我震惊，而这些他以前并没有跟我谈起过。

同学家的成分是地主，实际上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和财产，主要是他的爷爷是国民党的一位营长。小时候曾到他家去过，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也就十间左右的房子，他家只住了两间，其它的土改时分给了贫下中农。同学家原先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三，1967年他最小的妹妹出生，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匮乏，他的母亲缺乏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亲的奶上吸不出水来哭闹，家里人曾商量着在不增加粮食消耗的前提下，每个人一顿饭少吃一点，多均给母亲一些，但母亲不忍同学兄妹们加重挨饿没有答应，到妹妹快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妹妹含着母亲的乳头饿死了，邻居家的大叔提着一把铁锨，用一块破布卷着妹妹抱出门，找块空地掩埋了，母亲在屋子里痛哭。

他家里比其它家庭更缺少粮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主成分，一个是孩子众多。生产队分粮的主要依据是工分，父母两个人劳动的工分，能分来的粮食相对于七口之家来说缺欠的太多，一般的贫下中农家庭粮食也是不够吃，也有孩子众多的，但是可以申请救济粮，而他们家却被剥夺了这项待遇。到了1967年的时候，农村能发生饿死孩子的现象，确实算是一种个例，便对他家却似乎是一种必然，吃野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也曾吃过皂角树的叶子。同学记忆深刻的是一件事，二月二龙抬头，在这一天，农村有吃炒玉米粒的习俗，同学放学后回到家里，嚷嚷着对母亲说：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么不炒？妈我要吃苞谷豆。他母亲没训斥他什么，搬过一个小板橙放在一口大陶缸跟前，这口缸是他家盛粮食的唯一器具，让他站在板橙上踮着脚尖往缸里看，里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糁，一粒苞谷也没有，同学说那我就不吃了。

大概在1970年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排演现代秦腔剧《杜鹃山》，在我们村子里演过，也曾经到乡里正在修的一个水库工地慰问演出过，主角雷刚的戏太多，小学生年龄小词记不全，是由两个学生接替演的，同学在戏里扮演了两场雷刚的戏，在水库演出结束时天色已晚，水库工地慰劳了这些小演员们，每人是两大碗面条外加一个杠子馍，杠子馍也就是长条状的馒头。久没吃过面条的他美美地咥了两碗，吃得肚子发胀，其他学生的杠子馍谁都没有当场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长，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过村庄的时候有狗跟着他们乱咬，许多学生掏出杠子馍，一块一块掰着打狗，看狗抢食的乐子，同学却想着哥哥妹妹在家里挨饿，把杠子馍紧紧地揣在怀里。到家的时间大概是九点多的样子，屋子里黑着灯，哥哥和两个妹妹已经躺在炕上，母亲坐在炕边上发愣，同学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知道我拿了个啥？说着把杠子馍递给母亲，说这是发的，想等着明天早晨给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顿白面蒸馍，谁知哥哥饿得并没有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说：妈，我没有睡着，现在就要吃杠子馍。

同学个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的身高，小时候瘦小的身躯顶着个大脑袋，头显得很大，也有人叫他L大颡，说他是颡大心不闷（颡：陕西方言　指脑袋，闷通笨），他的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好的，也很有绘画天赋。四年级的时候曾在演草纸上画了两只猪的交配图，很是生动，贴教室的墙上，这让班里的女同学看着脸红又不满，而他却在图上写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堵住了女生的嘴。到了初中后，他的画画天赋进一步发展，学校的板报画也多出自他的手，有老师提醒他说，光画粉笔画是成不了器的，应该用画笔来画，可他没见过画笔，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请教清楚后知道家里没钱买，就寻思着自己制造一支。他父亲习惯用废纸卷旱烟丝，再插进烟嘴里抽，他抽空偷走了父亲的烟嘴，想着再找些毛毛栽进去就是一支画笔，没等他设计成功，父亲在翻他书包时发现了烟嘴，认为他是在偷着吸烟，逮住他不容分说胖揍一顿，任他怎么解释也白搭，由此断了他画画的兴趣。他说如果不是这个事，他也可能会从事美术职业。

约1969年春节过后，他家里面临着断饮，农历的二月和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十一岁的他和母亲以及一个七岁的妹妹走上了逃荒讨饭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泾阳县和三原县，随身携带的只有一床薄被子和仅够路上充饥的玉米干粱，怕村里人看到了没面子，是夜里出走的，顺路的还有他本家一位大伯，那位大伯是拉着架子车（地盘车）去做其它营生。同学与母亲步行，同学不到七岁的妹妹坐在架子车上，走了几天才到了泾阳县，有一晚上无处过夜，同学一家只好睡在一个弃废的窑洞里，窑洞靠里的一半已经完全塌掉，前半边还可以挡见避雨，但窑洞的顶部，却有一块裂着长长口子随时可能跌落大面积土块，同学让母亲与妹妹睡觉，说他自己要一直盯着窑顶，如果落下面面土（细末土），就马上叫醒母亲抱着妹妹跑，那一晚上由于担心，他真的一直没有睡着。与那位大伯分手后，有一次天黑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借宿，那个村子里家家都养着狗，每到一户人家门前都引起一阵狂吠，或者是出于对外乡人的警惕，尽管他们低声哀求，却没有人收留他们，沿着村子走挨户敲门，无望中在村边的一个空场地坐下，母亲和妹妹坐在被子卷上，同学坐在旁边茫然无措。狗叫的声音消歇了，他妹妹由于行走劳累和饥饿的泣哭声显得清晰起来，稍过了一会，村头上的一户人家吱咛一声开了门，夜色朦胧中一个老妇人开了门，站在门口向他们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没多久，门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跟前，对同学的母亲说：走，跟我走，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而这一家偏偏是没有养狗。到家后那位老妇人给同学一家腾出一个大炕，她自己与她的儿子住到了一起，同学的妹妹不哭了，却开始对着自己的母亲喊饿，老妇人听到后立即用大碗满满的挖了一碗苞谷糁，生火做饭给他们吃。苞谷糁也就是玉米糁粘粥，是当时农村一年四季最普通的早饭和晚饭，只是这一顿，老妇人做的要比同学喝的要粘稠许多。这顿饭同学喝了两大老碗，喝饱了，同学倒头就睡，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了下半夜觉得身子底下潮湿湿的，才知道是自己尿了炕，虽说是铺的苇席子，但他总担心第二早上怎样向主人交代，怕主人责备自己，就不停地挪动着身子，直到用体温把尿湿地方全部暖干。

同学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讨嗟来之食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但为了年幼的孩子，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讨饭这条路，同学也认为要饭是件很丟人的事，可求生的欲望总得有人第一个张口，妹妹还小，小男子汉该挑担子的潜意识催促着他，第一个张口要饭的是同学。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乡镇，母亲和妹妹坐在镇食堂（当时乡镇级的饭馆都叫食堂）门外的台阶上，同学进食堂瞅着要饭的机会。一位上身穿四个口袋干部服模样的中年男子进门坐在饭桌前，要了一碗红肉泡馍，这是当时乡镇上最美味的解馋大餐，实际也就是一碗肉汤里放几片肥猪肉，再把烙的白面锅盔掰碎了泡进去连汤带馍一块吃。同学走到干部面前，有点胆怯地说：叔，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饭的，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狠，饿得狠。干部没有说话，两眼盯着同学足足审视了两分多钟，也看了看门外的母亲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上的斗争，估计他要奢侈的吃这么一顿饭也是不容易，然后猛然间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说话起身走出了食堂，同学愣了愣，端起那碗饭走到了门外。

要饭的人都必备着一根打狗棍，同学的妹妹手里也拿着一根，但同学说这并不是打狗棍，应该叫防狗棍，到别人门前要饭，本来就是乞求于别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饭了。每当有狗围着他娘仨乱叫，他只有抡着棍子虚张声势保护好妹妹与母亲，实在碰到凶猛的狗扑上来，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让它咬住棍头，近三个月的要饭过程结束，同学提的那根棍子，本来圆圆的棍头已经让狗咬成了扁平状。
1 9 7 3年春节过后，我由小学升级到初中，正月十六开学到新学校去了一趟，是几个村子的联合初中，我去是报道也是办转学手续，由此离开了故乡，同学则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他的初中时代，到升高中的时候，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秀，在学校的强烈推荐下，他才破例步入了高中的课堂，而按当时的政策，地富子弟是没有这项权利的，他是我们乡唯一上高中的地富子弟。这期间他曾在我的要求下递来一张照片，穿着粗布的棉衣棉裤，背景是这所在真武庙拆除后改建的校舍，是走街串户照相的拍照的，海鸥120相机的尺寸，从现在我知道的情况看，真不知道他为了照这张照片费了多大的难处，几毛钱对他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额外的开支。

初中到高中，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摆脱天真逐步感知和认识社会的阶段，也是即将走上社会前的准备过程，社会观念加大着在学生心理中的比例。地主家庭成分所带来的歧视和不公，也日益让同学感受到外界的压迫，童年好友渐渐地与他这个黑五类子女划清界限保持着距离，像躲避瘟疫一样，包括与他从小玩大的一个好友，开始由熟悉变得陌生，村干部的子女也日益显现出优越感并表现趾高气扬来，更是对他不理不睬，男生女生之间随着生理的趁于成熟，更是因为同学地主成分的特殊，也变得更为冷漠，同年级同学之间，同班同学之间，唯一与他能说话的女同学是一位黄姓的女生，是他的中学同桌也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同学容貌出众，小时候和一帮子男同学扯将来找那个女子当媳妇，我们的首选都是她，到了高中的时候，黄同学仍然是男生们追逐的目标。有一天晚上，邻村一个村干部子弟找到同学，问他跟黄同学能不能说上话来，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同学问啥事情，回答说是要把黄同学约出来谈一下，想找她谈对象。我不清楚同学是不是对黄同学也有好感，但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却让他悲由衷来，心里想着：我都活成了个啥吗，这辈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夏天的夜晚村里人为了乘凉，老少爷们都喜欢在麦场上露天过夜，两块砖头垫一张纸就是枕头，铺的是随手带的苇席子，一群人凑在一堆，躺在地上边搧扇子边谝闲传，同学也欢喜露天过夜，便从不往人堆里凑，总是一个人边边角落里躺下，他知道自己是黑五类子女，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另类，别人的眼里看不到他，这世界才显得清静一些。我们村距秦岭不远，那个时候的仍然时有狼的出没。

同学的高中是在离我们村三十里路的另一个高中上的，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带粮食，来回也都是步行，1 9 7 6年高中毕业回到村里，面对的立即是冰冷的现实，编入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一天1 2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一天只吃一顿饭，就中午半小时的时间。他时常在寻思：就算我的爷爷有罪，我们这些后代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岁的他，开始过早地关心起政治来，心里想着毛泽东这个造孽的咋这么能活呢？四人帮倒台后，闭塞的农村并没有刮进多少新的信息来，了解外部消息的唯一通道还是村里的大喇叭，同学却在想着，肯定会有变化的，他在极力地捕捉着变化的蛛丝马迹。当时村里放映过一部电影是《欢腾的小凉河》，是反右倾邓小平的题材，但是在两个多月后，这部电影突然不再放映，从这个细微的变化上，同学似乎看到了一丁点曙光。

恢复高考后，同学仍然在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上工，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头上带有歧视的帽子似乎也永远没有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学，改变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改变自己的农民的身份，他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在做作着生死攸关的拼搏，要么是鲤鱼跳龙门，要么是把贱民当到底。白天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怕别人看见，每晚回到家里，不管累得再不想动弹，他都强迫自己振作起精神，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怕别人嘲笑他是不知天高地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同学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记得在与他的通信中我鼓励过他参加高考，因为我相信他的实力，也曾经买过一套高考复习丛书邮递给他。同学说有一天他们院子里一个女孩订婚，里里外里都站满了人，他没有地方复习，只好爬上一颗高大的桑树看书，密密的桑叶隐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复习隔断了树下面人声的喧嚣。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离报道时间只剩下五天时间。同学白天劳动没有工夫到公社的邮电所去，他央求父亲去看一趟，邮电所离同学家只有两里路，父亲却劝他别做这白日梦，说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咱种家庭头上，直到有人转告父亲说在邮电所看到了同学的录取书，同学的父亲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了一趟，在邮电所当场拆开信皮，看到吉林工业大学鲜红的大印章时，才相信这真的不是梦，自己的儿子真的是被大学录取了。

消息很快传在村子里传播，这是数十年来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新鲜事。当天晚上，同学的家接踵而来的人很多，大队干部来了，左邻右舍来了，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来了，平素没什么交往的也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道喜祝贺的，希望也能沾上点喜气的，甚至盘算着嫁闺女都有，有人为同学过去不公平的待遇鸣不平，说早咋没看出他是文曲星下凡。热闹过去后同学还是抱着苇席到麦场上乘凉过夜，但他这次却不是睡在边边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麦场中间，周围再围睡着其他人，说村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可别让狼给叼走了。黑五类子弟劳动小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中学时邻村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同学打老远就热情地叫他的名字，邀请他到家里坐坐，而在以前，碰到他盯一眼也不会。说起录取后的周围人态度的变化，同学深感世态炎凉起伏之突兀，说真的和穷困潦倒下中举的范进没什么两样。

通过努力最终达到目标，这就是幸福，这是同学对幸福的定义。几十年的人生历经，同学说他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学时代，彻底摘掉黑五类子女这顶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与他人交流，他第一次在班里看到《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还有他认为只有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参考消息》。

同学曾将他上大学之前的遭遇写过一个回忆，是存在软盘里的，但后来搬家丢失了，他的妻子看到过，曾认为是其他人写的小说，同学与他的儿子谈起自己的农村生涯，儿子更觉得是荒诞的天书，没有任何可信度。写这样一个转述我是犹豫过的，我知道凭自己的描述绝谈不上细节，只能是粗线条的，在我与他这次分手的时候，我曾嘱他在有时间的时候，重写自己的回忆，同学也说农村的生活，到如今仍然还像电影一样清晰地定格在头脑里，随时都可以放映，倒是后来的遇到的有些事情，有不少已经模糊。我写这么一个记录，最大的用意是希望他有重新拿起笔来的追溯往昔的那一天，不要让下一代人不知道上一代人历史的现象，在今天和明天重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