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中国。
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古朴,安静,很少尘世的喧嚣。铁路远在百里之外,最近的公路也在村东八里的地方。八十年代前清澈的小河曾经从村北潺潺流过,一个古老的大青石桥横跨小河两岸。桥边垂柳依依。但是自从上游修了水库,河道就干涸了。再也看不见夏日夕阳西下时,大人孩子在河中戏水。村人以种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庄稼见不了几个钱,很多村民住在土坯房里。村里的姑娘尽可能嫁往城里,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些老少光棍。
且说这光棍队伍里有一个不老不少者名叫树华,中等个头,浓眉大眼,非常能干,是家中的独子,祖上为他留下几间大瓦房。却一直找不到老婆。眼看年近四十,仍孑然一身。八十年代的一天,媒人给他领来一个女人,贵州人,三十多岁的年纪,中等个,中等模样,圆脸,大眼睛、大嘴巴。相见后,两人彼此满意。树华付给媒人三千元介绍费。摆酒请客结了婚。婚后,树华下地干活,女人料理家务,给下地的男人做饭。冀中平原一带,农民们买卖田里的产品是在“集”上,这“集”,是在一个大一些的村子里,固定一个临时交易场所,一般是在村路边,每隔5天,周围村里的人想卖的、想买的都在这里集中交易。小到几个鸡蛋、几个茄子,大到家畜都有卖的。粮食、棉花、土布、蔬菜、水果、禽、畜、小吃、剃头的、卖膏药的、代写家书的……,五花八门。没人管理、没人收费,早晨开始,中午就散了。逢到赶“集”的日子,树华总会跑上几里路到“集”上给女人买一些南方的新鲜蔬菜吃。那女人的大嘴巴很爱说,村里的姑娘媳妇经常去听她讲家乡的故事。慢慢的人们就知道了女人家在贵州的山里,那里很穷,连米饭都不能吃饱。在那儿她有一个家—一个瘫痪在床的丈夫,一个年迈的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家的生活重担全在她身上,她拼命地干活养家,后来得了糖尿病,实在干不了了,又不能看着一家人等死,只好出来嫁人。在这里想法挣钱养家。进了腊月,女人告诉树华她要回贵州过年,树华拿出了他的积蓄给女人带回去,还买了一些特产送她到一百里外的城里去乘火车。刚过完年,还不到正月十五,女人就回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她家乡的女孩子,给她们在这里介绍小伙子成家。这里比她们那边好过,女人也要收些介绍费养她那个家。三个人九千元,够她家用一阵了。就这样年年如此,日子过了下去,第三年过完年,女人除了带来几个她家乡的姑娘外,还带来了她的十八岁的大女儿。给她从五里外的邻村找了一个小伙子嫁出去了。从此,有了女儿常来看她。大嘴巴很开心。
一转眼,树华的女人已来了近十年。她大说大笑,大嘴巴不闲着,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她那浓浓的贵州乡音。但苦命的女人好景不长。树华病了,到处求医问药不见效,眼看越来越重,起不了床了,一天晚上,女人拉着他的手偷偷掉眼泪,树华睁开眼不舍地说:“跟我走吧,留下你怎么办呢?要受苦了。”女人祗是呜呜地哭。几天后树华撒手人寰。办完丈夫的丧事,女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一天早上,村计生办找到她,说她是育龄妇女,要结扎输卵管,不由分说拉上拖拉机,和一车村妇一起被拉到县医院割上了一刀。当天下午就都拉回来了--医院没地方,回家呆着。怎知她割开的肚皮长不上了,她的糖尿病已很严重了。半月后,女儿把她又送回县医院。那里的医生惊讶极了:敢情还有肚皮割开长不上!他们把刀口附近的肉割掉,见了新茬,再缝一次,还是长不上,只是肚皮上的口子更大了一些。她越来越弱,女儿和女婿决定给她转到大医院。找来一辆拖拉机,把她抬上去,女儿坐在旁边揪住她的壑开的肚皮,以免肠子流出来。那天非常热,太阳火辣辣的照着,拖拉机颠簸着,伴随着她痛苦的呻吟。大医院也不能使她的肚皮长上,她越来越弱,眼看不行了。她让女儿拉回家,在她曾渡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的房子里挨过了最后的几天。遗言:“不回贵州,埋在树华身边,让他守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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