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的“新常态” (图)

玉树结古镇救灾

8月14日，四川地震的中心映秀镇遭遇特大泥石流。专家估计，此次泥石流的规模远超此前的舟曲。幸运的是，当地人汲取了舟曲的教训，才没有重复多人被淹埋的惨剧。不过，刚建成的新家园再次毁于一旦。

这不禁使我想到今年达沃斯论坛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新词——“新常态”。看来，大规模的救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新常态。这不仅因为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已十分脆弱，在日益增多的极端气候袭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大灾，而且，中国的救灾体制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弊端。

以映秀镇为例，对发生泥石流的严重危险，竟毫无预判和防范，以致造成巨大的浪费。而这种失误绝非偶然，因为救灾决策被高度政治化，官员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灾后重建进行通盘的长远考虑，也没有兴趣听取本地百姓和专家的意见。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问责机制。映秀发生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但谁的责任也找不到。

另外一个中国的新常态，就是城市的大拆大建。现在大城市普遍出现的一个现像，就是对相当新近的建筑群进行大拆大建。推动这一潮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土地日趋短缺，地价飞涨。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专题调研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有专家直言，“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

北京的当权者正在谋划新的“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但谁都知道，除了给地方官员更多寻租和盘剥外来人口的机会，调控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国当局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是欠发达地区和基层的善治。这些地方和基层既没有激励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公共服务，官员却可以一手遮天，勾结黑恶势力为所欲为。在贫穷和地方恶政的双重压力下，农民举家迁往大城市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没有对这些地方和基层治理的改造，什么样的调控也不可能阻挡这个大潮。中国的发展在空间上加剧失衡，是中国的新常态。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严重失衡的社会，当局的维稳面临著空前巨大的压力。根据本期《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当局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器的维稳模式难以为继。因此，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维稳模式。

据这篇报道，宿迁政府募集了众多“治安志愿者”组成“四支力量”：“社区、村庄义务巡逻力量，街头路面流动协防力量，场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隐蔽力量。前三种力量包括退休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送奶工、抄表员、物业保安、报刊亭业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种力量则非常神秘，官方文件的描述是‘为我所用，能够爬高钻深、提供深层次、内幕性、前瞻性信息’”。

“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和其它重点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志愿者，进行有效监视控制。”

结果是，“不到一年，宿迁治安志愿者已参与巡防43.6万人次，提供各类线索2199条，抓获各类逃犯59人，其他违法犯罪人员279名。”“案件破案率上升了7.1%，抓获刑事犯罪作案人员上升46.3%，命案下降20%。”

当然，“志愿者”不会给政府白干。“截至7月20日，已奖励1521名治安志愿者，累积发放奖金20.64万元，平均每人135元。”

不难看出，宿迁的“创新”，不过是过去“群众专政”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翻版。对此，宿迁官员毫不讳言：“过去苏联‘在每个居民楼下都有志愿者’，所以‘社会秩序非常好’”。

宿迁模式已获得最高当局的高度认可，用人民来监视人民的维稳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的又一个新常态。

这一“新常态”反映了中国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她总是迷信小聪明来改进专制秩序，却没有追求自由的意志和政治智慧，这只能让苦难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