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在传统社会遭到鄙视的行为受到提倡和鼓励，成为“在途之人”皆可为的事
上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上有过两次告密高潮，一次是在40 年代末，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挽救危亡，欲将“在途之人”都变成眼线而不能，只能依靠情治人员监视人民;而后者为巩固胜利，成功地把人民都变成了眼线。
这里有两篇报刊旧文，对照来读，最能反映世道人心的转变。
前一篇文字发表于1948年的上海《大公报》。作者对于当时的告密成风，甚至在学校安插“职业学生”的行径痛心疾首。他以为，告密固然有效，“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作者所坚持的，正是南京政府宣扬的“四维八德”。那么，南京政府究竟是因为对“四维八德”的坚持而失败，还是因为违背而失败?
后一篇文字发表于 1951年的天津《新生晚报》。文章说：“在旧社会里，‘发人阴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革命或解放，意味着“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革命揭穿了一个被刻意掩盖了几千年的秘密：人类社会主要不是由家庭、血缘、地域、信仰或职业等形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分裂世界;并且，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谓道德，不过是统治者愚弄被压迫者的工具。
因此，在一个“再颠倒过来”的世界里，道德观念也应该“再颠倒过来”。于是，原有社会被横着豁出一道沟，一边是人民，一边是人民的敌人。建立在原有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纲常”“国民道德”亦随之瓦解;告密这一在传统社会中遭到鄙视的行为受到提倡和鼓励，成为“在途之人”皆可为的事。人们出于觉悟、义愤、疑惧、生存、名利或无知而告密，连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事、师生和同学之间原有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在法律被终止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
此后，告密这一行为被制度化、内在化和道德化。无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工作单位、居民社区，都兼具了这一职能。不但监视告发言行，也监视思想;不但监视和揭发别人，也自我监视和揭发。而以人民的名义“大义灭亲”，甚至成了道德的楷模。
自此，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还是西方传统中的“至亲不举证”，皆遭颠覆，致使在历次运动中，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失和的事件层出不穷。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前两年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叫人大开眼界。这个历来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命的群体，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也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
1948年11月1日 上海《大公报》反告密
胡耐安
在政治技巧的运用上，“告密”这一事，是颇称适当的“杀手锏”;时当今日，我们自不能追求舍弃桔槔不用那时代的远景，不过机事机心之为物，如果拿来去估计人伦纲常国民道德，孰得孰失?真令我们这批书呆子椎心泣血。
人类的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亲切真诚。人与人间的交互往还，也都莫外乎此。当然所谓友敌的分野，于此为不该当，于彼也就不免应该当;可是同在同一的国度里，而且有同胞称谓的“自家人”之间，告密这一运用，却耳熟得可怕。假定说古已有之，那决非盛世治世之事，如周厉王的监榜，以迄五代时的寻事团，明季的厂卫，其实那还是设有“专官”其事的，像我们时下所流行的“告密”，却是“在途之人”皆可为的事;官任此专的人，只不过限于有任的在官之人，而在途之人皆可为说来，几乎是通国之人都难例外的了。
何以有密之可告?何以有密之须告?不外乎为德莫由、导政无制甚至齐刑难措，闻见“尚”此之人的苦心孤诣。物性既不齐，人情更翻覆，知己知彼，摘奸发伏，都得从揭人之密，以求人之私，以窥人之隐，从而以判明人之趋向从违，这难道不是“政治智慧”所应珍惜的要诀中的一诀?然而转问何以有甘事告密之事者?何以告密者能知人之密?何以既密其事者终难密其所密?由此之类的解答，便是背义忘情行险使诈一连串非人性非人情的所致。在甚多告密事件里，失掉亲子之爱，忘却信义之谊，举凡我们所自诩的八德四维等全尽废置莫用。当烟禁禁令颁行的初期，设立禁政机构，网罗一干此道中人充当密查人员，缉捕烟犯，时日既久，真正单纯的吸食雅片烟者，几乎在密查之下告绝，来保全自己的差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类此的故事，在时下流行的密告潮中，何况重奖之下，当然更是多不胜举。
更痛心的是，在培植人才的学校里，也受着此波此澜的浸渐。“职业学生”此一名词的所由来，可说也是告密之风所卵翼而成。长此以往，我们将没有真诚的信念，其实是斫丧真诚的信念，尔诈我虞，各掩藏其所已密，各穷尽人之所密;但是事理觉识所启示的，控制人类社会的主要工具，告密此一工具，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开诚布公，讲信尚义，是我们处己处人所应有的道德准则;风行草偃，告密实在是毁灭人性斫丧人道的不正常的病理的社会现象。人世间聪明人之智慧的运用却全在其密，大而国际间的纵横捭阖，小而私人间的爱憎恩怨，从思想的防范，到行为的制止，奥妙是能占人之先的先得一着，这便是密的效用，也便是时下告密潮流行的所以然。我甘自愿承受不智慧少聪明的淘汰，可是我却是无所其密的人，为着我太自私于人伦纲常国民道德的珍惜，所以我有此反告密的呼号，然而“此心无他”，纵有也只是善意的希冀此一国家此一民族的日进有德，绝不是恶意的诽谤此一国家此一民族的永沦无极。
1951年3月27日
天津《新生晚报》
略论“告密”
邓可红
在旧社会里，“发人阴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着“自扫门前雪”的信条。确实，在那时候，衙门口并不是说理的所在;有些人因此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能过去就算了。但是坏人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逞其私欲，利用“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点，挟私寻隙，诬良为盗，一封黑信，衙门口就不分皂白地把人绳捆索绑到公堂，因为这是他们弄钱的好机会。就这样，“告密”这个字眼儿在人民心意中便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时代变了，人民自己做了主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了，但这种旧影响却还没有完全肃清。自然，先进的、觉悟的人民激于义愤，不甘缄默，向人民政府揭发匪特窃盗的罪行，因而使政府能够迅速破获的，也颇不乏例。这标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的进步，这是主要的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但有两种现象仍然存在：一种就是挟私诬告。但这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人民政府必须查得水落石出以后，才据实处理。另一种是袖手旁观，这种行为的思想根源是颇为复杂的，也许觉得“发人阴私”是不道德，也许是认为亲戚朋友的交情超过祖国与人民的利益，也许是虚伪的人道主义作祟——“何苦害人”呢，也许是不相信人民政府会替自己做主，也许是变天思想……总之，这一些糊涂思想，结局都是“高抬贵手”，放走坏人，贻害人民。
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我们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违背祖国与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发。
报刊标题选登
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4月7日
新中国少年的好榜样 孔令金是怎样检举她的反动父亲的
上海《大公报》1951年4月29日
控诉特务头子卢旭的罪恶
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把父女关系一刀两断!
上海《大公报》1951年5月11日
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告密之权
《人民日报》1951年 5月12日
七位小英雄
七个小学生捕获两个反革命分子
天津《新生晚报》 1951年5月14日
两个教训
谈小英雄智擒反革命分子
上海《大公报》 1951年5月14日
是敌人，就不是父亲!
记一个同学在小组上的发言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欧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火车乘客检举反革命分子
天津《进步日报》1951年5月24日
拥护政府枪毙我的恶霸父亲
记交大京院陈齐洪同学的谈话
《人民日报》1951年6月5日
天津市各阶层人民检举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四两月密告检举反革命案件一千九百余件
上海《大公报》1951年6月21日
皖北滁中熊国富同学 亲手抓住反革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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