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後兩種不同的告密

一種在傳統社會遭到鄙視的行為受到提倡和鼓勵，成為「在途之人」皆可為的事

上世紀中期，中國社會上有過兩次告密高潮，一次是在40 年代末，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為挽救危亡，欲將「在途之人」都變成眼線而不能，只能依靠情治人員監視人民;而後者為鞏固勝利，成功地把人民都變成了眼線。

這裡有兩篇報刊舊文，對照來讀，最能反映世道人心的轉變。

前一篇文字發表於1948年的上海《大公報》。作者對於當時的告密成風，甚至在學校安插「職業學生」的行徑痛心疾首。他以為，告密固然有效，「卻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作者所堅持的，正是南京政府宣揚的「四維八德」。那麼，南京政府究竟是因為對「四維八德」的堅持而失敗，還是因為違背而失敗?

後一篇文字發表於 1951年的天津《新生晚報》。文章說：「在舊社會裏，‘發人陰私’是被認為不道德的……在人民當政的今天，發壞人之陰私是最講道德和最人道主義的，因為這是以千百萬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標準。」革命或解放，意味著「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

革命揭穿了一個被刻意掩蓋了幾千年的秘密：人類社會主要不是由家庭、血緣、地域、信仰或職業等形成的統一體，而是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構成的分裂世界;並且，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所謂道德，不過是統治者愚弄被壓迫者的工具。

因此，在一個「再顛倒過來」的世界裡，道德觀念也應該「再顛倒過來」。於是，原有社會被橫著豁出一道溝，一邊是人民，一邊是人民的敵人。建立在原有社會秩序之上的「人倫綱常」「國民道德」亦隨之瓦解;告密這一在傳統社會中遭到鄙視的行為受到提倡和鼓勵，成為「在途之人」皆可為的事。人們出於覺悟、義憤、疑懼、生存、名利或無知而告密，連目不識丁的老太太和小學生都被動員起來，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鄉、同事、師生和同學之間原有的社會關係遭到破壞。在法律被終止的情況下，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

此後，告密這一行為被制度化、內在化和道德化。無論人民團體、民主黨派、工作單位、居民社區，都兼具了這一職能。不但監視告發言行，也監視思想;不但監視和揭發別人，也自我監視和揭發。而以人民的名義「大義滅親」，甚至成了道德的楷模。

自此，無論是中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還是西方傳統中的「至親不舉證」，皆遭顛覆，致使在歷次運動中，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鬩牆、朋友失和的事件層出不窮。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中國知識份子階層。前兩年章詒和女士的文章叫人大開眼界。這個歷來以道統的傳承者自命的群體，在提高了階級覺悟之後，也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

1948年11月1日　上海《大公報》反告密

胡耐安

在政治技巧的運用上，「告密」這一事，是頗稱適當的「殺手鐧」;時當今日，我們自不能追求舍棄桔槔不用那時代的遠景，不過機事機心之為物，如果拿來去估計人倫綱常國民道德，孰得孰失?真令我們這批書獃子椎心泣血。

人類的世間，最可寶貴的是親切真誠。人與人間的交互往還，也都莫外乎此。當然所謂友敵的分野，於此為不該當，於彼也就不免應該當;可是同在同一的國度裡，而且有同胞稱謂的「自家人」之間，告密這一運用，卻耳熟得可怕。假定說古已有之，那決非盛世治世之事，如周厲王的監榜，以迄五代時的尋事團，明季的廠衛，其實那還是設有「專官」其事的，像我們時下所流行的「告密」，卻是「在途之人」皆可為的事;官任此專的人，只不過限於有任的在官之人，而在途之人皆可為說來，幾乎是通國之人都難例外的了。

何以有密之可告?何以有密之須告?不外乎為德莫由、導政無制甚至齊刑難措，聞見「尚」此之人的苦心孤詣。物性既不齊，人情更翻覆，知己知彼，摘姦發伏，都得從揭人之密，以求人之私，以窺人之隱，從而以判明人之趨向從違，這難道不是「政治智慧」所應珍惜的要訣中的一訣?然而轉問何以有甘事告密之事者?何以告密者能知人之密?何以既密其事者終難密其所密?由此之類的解答，便是背義忘情行險使詐一連串非人性非人情的所致。在甚多告密事件裡，失掉親子之愛，忘卻信義之誼，舉凡我們所自詡的八德四維等全盡廢置莫用。當煙禁禁令頒行的初期，設立禁政機構，網羅一幹此道中人充當密查人員，緝捕煙犯，時日既久，真正單純的吸食雅片煙者，幾乎在密查之下告絕，來保全自己的差使，來維持自己的生計。類此的故事，在時下流行的密告潮中，何況重獎之下，當然更是多不勝舉。

更痛心的是，在培植人才的學校裡，也受著此波此瀾的浸漸。「職業學生」此一名詞的所由來，可說也是告密之風所卵翼而成。長此以往，我們將沒有真誠的信念，其實是斫喪真誠的信念，爾詐我虞，各掩藏其所已密，各窮盡人之所密;但是事理覺識所啟示的，控制人類社會的主要工具，告密此一工具，卻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開誠佈公，講信尚義，是我們處己處人所應有的道德準則;風行草偃，告密實在是毀滅人性斫喪人道的不正常的病理的社會現象。人世間聰明人之智慧的運用卻全在其密，大而國際間的縱橫捭闔，小而私人間的愛憎恩怨，從思想的防範，到行為的制止，奧妙是能佔人之先的先得一著，這便是密的效用，也便是時下告密潮流行的所以然。我甘自願承受不智慧少聰明的淘汰，可是我卻是無所其密的人，為著我太自私於人倫綱常國民道德的珍惜，所以我有此反告密的呼號，然而「此心無他」，縱有也只是善意的希冀此一國家此一民族的日進有德，絕不是惡意的誹謗此一國家此一民族的永淪無極。

1951年3月27日

天津《新生晚報》

略論「告密」

鄧可紅

在舊社會裏，「發人陰私」是被認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著「自掃門前雪」的信條。確實，在那時候，衙門口並不是說理的所在;有些人因此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能過去就算了。但是壞人們並不就此罷休，他們為逞其私慾，利用「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一點，挾私尋隙，誣良為盜，一封黑信，衙門口就不分皂白地把人繩捆索綁到公堂，因為這是他們弄錢的好機會。就這樣，「告密」這個字眼兒在人民心意中便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時代變了，人民自己做了主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了，但這種舊影響卻還沒有完全肅清。自然，先進的、覺悟的人民激於義憤，不甘緘默，向人民政府揭髮匪特竊盜的罪行，因而使政府能夠迅速破獲的，也頗不乏例。這標誌著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的進步，這是主要的一面，我們應該看到。但有兩種現象仍然存在：一種就是挾私誣告。但這是永遠也達不到目的的，因為人民政府必須查得水落石出以後，才據實處理。另一種是袖手旁觀，這種行為的思想根源是頗為複雜的，也許覺得「發人陰私」是不道德，也許是認為親戚朋友的交情超過祖國與人民的利益，也許是虛偽的人道主義作祟——「何苦害人」呢，也許是不相信人民政府會替自己做主，也許是變天思想……總之，這一些糊塗思想，結局都是「高抬貴手」，放走壞人，貽害人民。

在人民當政的今天，發壞人之陰私是最講道德和最人道主義的，因為這是以千百萬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標準。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為了我們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權利和義務把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一切違背祖國與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發。

報刊標題選登

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4月7日
新中國少年的好榜樣 孔令金是怎樣檢舉她的反動父親的

上海《大公報》1951年4月29日
控訴特務頭子盧旭的罪惡
堅決站穩人民立場，把父女關係一刀兩斷!

上海《大公報》1951年5月11日
上海各人民團體關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對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發、告密之權

《人民日報》1951年 5月12日
七位小英雄
七個小學生捕獲兩個反革命分子

天津《新生晚報》 1951年5月14日
兩個教訓
談小英雄智擒反革命分子

上海《大公報》 1951年5月14日
是敵人，就不是父親!
記一個同學在小組上的發言

《人民日報》1951年5月16日
歐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人民日報》1951年5月16日
火車乘客檢舉反革命分子

天津《進步日報》1951年5月24日
擁護政府槍斃我的惡霸父親
記交大京院陳齊洪同學的談話

《人民日報》1951年6月5日
天津市各階層人民檢舉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四兩月密告檢舉反革命案件一千九百餘件

上海《大公報》1951年6月21日
皖北滁中熊國富同學 親手抓住反革命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