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太史秉笔直书，不修道也在道中
公元前548年，孔子还不到3岁那年，齐庄公姜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被崔杼怄不过气谋杀，怕被如实记下，令太史伯写患病而亡。太史伯却偏如实写：“夏五月，崔杼杀其君光。”崔杼怒杀太史伯后，相继召太史仲、叔写齐庄公病死，两太史都实写：“崔杼谋杀其君光。”最后太史季补缺而来，还是写：“夏五月，崔杼杀其君光。”崔杼扔剑叹息：我为了保全国家社稷谋杀国君，总会有人懂我的。”太史季出朝，南史伯抱着竹简在台阶下站着。“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这行字，就是这样被载入史册的。
齐国崔杼与史官之间进行的是一场较量，崔杼用剑出招，剑剑锁喉夺命，史官用笔应招，招招视死如归。兵与秀才对抗，比的是谁怕谁，结局剑怕了笔。
把崔杼作为邪恶小人看，并不很公正。客观看崔杼，这是个悲剧性人物。崔杼是齐庄公时有名的大臣，有权有力量有势力。他杀君的动因不是为了权力，而是头上被戴了一顶绿帽子。怄不过老婆被齐庄公占有的那口气。齐庄公管不住下身，崔杼无法以道德谴责，当时礼崩乐坏，无法礼解；刑不上大夫，齐庄公不自律，把下身跟下人等同，法也无解。崔杼只能用谋杀来出气。齐国不是雅典，讲君臣礼仪和责罚，没有公民法庭。崔杼情杀庄公做乱臣，是私怨相报的个人悲剧。
崔杼依仗权力和恶胆出气，杀了国君，周天子和晋国霸主都管不了，那就是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情形，颇有些像今天中共想杀谁就杀谁。但有所不同的是：崔杼没有中共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邪恶，他怕齐国史官如实记入史册。古代中国和西方制约掌权者的力量和方式是不同的。西方是公民社会，走法律审理和法庭制裁的路，比如斯巴达和雅典。中国是宗族社会，君臣秩序靠遵守礼制来维持，礼崩失序、乐坏好淫的时候，有贤臣、君师、史官等多种力量遏制。齐庄公姜光好色，但还不是暴君。“杀君”这个词就是一把利剑，崔杼当时就怕这柄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从无公民国家特有的法律授权的合法的专制。夏桀、商纣、厉王都只是暴政者专权，体制内外都有制约专权的力量。齐桓公有贤臣官仲的才智制约，想称霸就得听管仲的规劝。鲁国君主有柳下惠和曹刿的批评制约。君王还有客卿老师的制约，例如孔子。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卑躬屈膝求官，而是坐而论道（礼）教导君王，君王心理上处在学生的卑位。史官是众多遏制中最有力量的。君主或权臣杀人了由史官记下，传于后世，其后人抬不起头。但凡这个君主或权臣人性还在，他就怕史官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宗法礼制下仁、义、礼之恻隐、羞耻、辞让三心给中国文人、文士奠定的匹夫基石。王道礼制政治传统下，世袭的史官是团队网络，只要明辨是非如实写，字就是无形剑。
史官是华夏族历史真理的卫士。史官看起来不起眼，为何有如此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族国家，国是家的放大，治国犹如理家，必须讲礼义廉耻，才有长治久安。宗族国家越原始就越质朴，就是有一说一，婴幼儿般的裸真，假不来。宗族国家走过混沌，以权力逐利、以智力谋权时，就会造假撒谎了。崔杼杀史官就是想造假。而这时候齐国太史以及其它史官不怕杀和死的品性至关重要。史官是华夏族的中坚力量。君王只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的真正地基是史官文化，而不是什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巴勒斯坦一直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犹太人的国家历史却在那里中断了1800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生产力不断变，可史官文化却一直没变。中国第一史官据传是造字的仓颉，历史文化由他开始口口相传，从黄帝到西周中晚期将近两千年。国人暴动是史官以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历史事件：厉王专权被国人驱赶。礼教传统以史为鉴，史官真实文字句句千钧，如泰山。崔杼敢夺齐庄公的命，却知礼而理亏，怕齐太史的笔，怕历史污点被人得知。中华民国蒋介石自省检点就是企望清白。
中国礼教传统赋予史官力量。齐太史宁可清白死也要如实写。正是“齐有太史简”，文天祥才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小小齐太史，激励中华民族传承礼教真理2500年。农民起义逼上梁山，史官写真秉笔直书，都不恕专权暴政。
礼教讲恕，礼即人道，违礼不恕。这跟西方文化轨迹完全不同。西方公民社会，最看重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史官文化画的是宗族社会重情操的轨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气节故，二者皆可抛”。齐太史三兄弟只为六个字“崔杼杀齐庄公”而宁可杀头，为的就是无愧于顶天立地的“人”的气节。史官宁杀头也要写真史，不玷污职位，死个问心无愧和坦坦荡荡。史官即使不修道，也在易经中坤卦所载“直方正”的道中：直言不讳，方步不乱，正道不歪。
毛泽东战天斗地无恶不作，却跟崔杼一样怕史官文字。但他更邪毒，通过反右和文革，把文人变成撒谎者或箴默者，把史官变成党官，玩政治魔术：同一件事，50年前说坏，50年后说好，敢给秦始皇暴政平反。这是斗争邪法魔变人心。毁坏史官文化，旨在引华夏族人走向地狱。所以“三退”明志才能还我华夏文化。
二、伍子胥一夜白头，衰楚顺天鞭尸不智
在孔子5岁那年的公元前546年，在宋国举行了停止战争的“弭兵会议”。春秋四强依序是：晋、楚、齐、秦。晋楚两国平分被朝贡的霸权，齐、秦例外。楚庄王时期，楚国可谓盛极一时。但24年后楚平王亲小人（费无极）、娶儿媳、杀太子、株连伍奢父子，逼伍奢的小儿子伍子胥人才外流，逃出楚国投奔吴国。
中国封建或半封建的古代国家，贵族离开故国谋生和开国的事时有发生，例如商朝末代周国太子姬泰伯为了让父亲宠爱、颇具贤才的侄儿姬昌继承君位，跟弟弟仲雍逃到荒凉的江南，于是周国有了文王，江南有了吴国。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历史安排，商朝天命被革，华夏民族多了一个吴国。春秋乱世伍奢这样全家被暴君杀害的很多，偏偏伍子胥得以出逃，这不仅是他命不该绝，而且是老天爷特意成全伍子胥的复仇意愿，为华夏儿女上演一出复仇有道、天衰楚国的历史剧，树立起一个父仇不共戴天、敢向昏君问罪的男人典范。
按寻常思维，伍子胥当时的报仇心愿毫无希望，因为他要复仇的对象是楚王，而他的身份是臣子，不畏楚国的国家当时惟有秦、齐、晋三国，而这三国都在弭兵会议上签字画押承诺彼此不开战的，此时中国正和平着。而且各关口都挂着伍子胥的画像，严加盘查。也就是说，伍子胥逃命还是问题。天衰楚国，要借伍子胥来达成，故而复仇和逃脱都在安排中。这时候就有了怪事：伍子胥心急之下，愁白了头发，居然朋友又还有一个像他的朋友可以去扰乱守关兵将，就这样从守关的眼皮下出了昭关。出关之后，其实命的丝线还在楚王那里，过江完全可能被船夫举报领赏，他却在一不图名利的老渔人帮助下，过了长江。
过江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虽然跟东周、晋国同宗，却一直是边缘小国，没被中原各国正眼看过，更不用说出兵为一个外国人冒犯强大的楚国了。除非伍子胥成了吴国大臣，而且帮助吴国成了大国并具有了打败楚国的力量。嘿，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吴国，居然在公元前585年，继楚国之后第二个称王。敢称王就敢称霸，这也可谓历史安排。伍子胥很有本事，首先帮助公子哥阖闾做了吴王，顺理成章就做了大夫。但要让吴国成为像秦、齐、晋那样的军事强国，单靠楚国来的伍子胥，人才还是孤零。嘿，偏偏齐国人孙武这时候也来吴国成了伍子胥的同僚，他们共同辅助吴王阖闾。这个孙武善于用兵，后来的兵家始祖，从训练女兵立威开始，为吴国创建了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的军队。
这只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伍子胥的复仇路就一步一步走出来了。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孙武、伍子胥率吴军进攻楚国，连战连胜，打进郢都，楚昭王逃之夭夭。伍子胥将已经死了的楚平王的尸首，从坟里刨出来狠狠鞭打，之后占着郢都不退。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逃到秦国，哭了七天七夜，从秦哀公哭到了救兵，击败吴军复国。楚国从此霸业丢失。于是吴国取代楚国称霸南方。
衰国报仇是天意安排，所以伍子胥从看似没有希望的绝境中实现了报仇心愿。但鞭尸是泄私愤，灭楚更是违天意，所以有申包胥借秦兵复国。孙武就很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吴王撤兵回国之后，孙武弃官隐居，好像专为留下一部《孙子兵法》和他训练女兵的故事而来，顺带助伍子胥了复仇心愿。伍子胥如果做官只为报仇，就可以跟孙武一道隐退，划个很圆的人生句号。伍子胥鞭尸虽出了气，却失去了知晓为官进退之道的智慧。所以他就不能像孙武那样功成身退。做吴国忠臣，跟贪婪的伯嚭长久共事，在阖闾死后服侍夫差，自杀也被安排。
十年后，阖闾在越国国君丧事期间攻打越国而失败，重伤身亡。伍子胥辅佐夫差打败越国，坚决反对夫差可灭越国却不灭，坚决反对夫差放勾践回越国，坚决反对夫差与齐国争利却给越国复仇机会。夫差烦了，送剑逼伍子胥自杀。
读吴国历史，见到君臣仇怨，也看见吴越结仇。仇是情，反面是爱。伍子胥敢恨敢爱，是个爱憎分明的华夏儿女，跟今日被党文化哺育的共工部民这种爱恨不明地爱上不该爱的马列党、恨上不该恨的老祖宗不一样。复仇反暴君老天允许，鞭尸仇迷心智，故而伍子胥做事就没有孙武知道进退的理智。伍子胥来自楚国，却眷恋吴国的权位，服侍性情君王夫差，以快意恩仇自寻死路。
三、夫差性情君王逆天意，勾践阴柔刻毒灭吴国
夫差记父仇，败越国不灭，却恕邪君勾践，跟伍子胥一样由着性子做事。勾践不听范蠡守城挫敌锐气、以逸待劳的睿智建议，招来国破家亡而以身为奴换国家和个人生存的羞辱，更为了脱身而施美人计和尝粪便等阴损招数。勾践回到越国后，以柴为床垫、饭前尝苦胆的方式，立志雪耻，20年力量积聚，灭了吴国。
卧薪尝胆故事在中国脍炙人口，激励后人以逆境中忍辱负重、坚忍不拔。须要指出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因为刚愎自用而沦为夫差的奴隶，用阴柔加刻毒的思维脱离奴隶处境，之后成了一个人格残缺的君王，很能忍却忍而无道：采用大臣文种之计，献西施之美色取悦夫差，借一万石生稻谷却还一万石熟稻谷给吴国制造饥荒。勾践早于西方两千年就实行了“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争霸邪道。
曹刿论战所述国家战胜正道是国君作为要得民心，而非私人恩惠、祭社求神之类。对照来看，勾践回越国十年，跟妻子走出宫廷，亲自耕织以鼓励生产，还奖励生育，叫文种管理国家，叫范蠡训练兵马，这样使国力增强，行的是《周易》中“乾龙勿用”、“磐桓志正”等利民强国的正确忍道。这是得民心之举，复仇正道，被天眷顾。而这时的吴王沉迷西施、郑旦的色情之中，逼杀忠臣伍子胥，重臣伯嚭贪婪卖国，行走的是失国之道，所以越国灭吴被允许。由此可知：卧薪尝胆是勾践感性思维想出来的忆苦小术，走偏了，上苍不看重此。
范蠡操练兵马、扩大军队没走偏。准备了10年，公元前482年，勾践趁夫差黄池会盟带走精兵，国家军力不够之际，率大军攻进吴国国都姑苏，并将疲惫的吴军打得大败。夫差派伯嚭求和，勾践接受，退兵回国。七年之后，越王勾践准备充分，大规模地进攻吴国，围困姑苏两年，不接受夫差乞降。夫差走投无路，觉得没脸见伍子胥，用衣服遮脸自杀。国家征战胜败兴亡实乃天定。20多年前越国创阵前自杀、趁敌人吃惊之机获胜的邪毒招数，天命夫差灭掉它，所以才有勾践刚愎自用的太湖大败和濒临灭国。夫差违天意存越国反被灭，属于咎由自取。勾践灭吴国之后，首先处死了为越国亡吴出了不少力准备领赏的伯嚭，接着在徐州会盟中原诸侯确立其南方霸主地位。勾践庆功之际，范蠡和西施不见了。Why？
中国传说时期，五帝以国为家、大公无私，带功（神通）治国、治水。夏、商两代帝君仗天命和神通行暴政——杀贤臣，害庶民，故而被革命而丢朝失国，更丢了返修和借功修炼回天的时机。中国从商朝末年姜尚起，到春秋前期管仲、后期孙武，以致更后来战国的孙膑、秦末的张良，都隐身在建功立业的霸主或帝王身边修道，这就叫做大隐隐于朝。他们是社会政治历史剧的导演，指导周武王、齐桓公、吴王夫差、齐相国田忌演戏。这种隐修者古代埃及、印度、希腊也有过，都犹如流星在某时期或某城邦一闪而过，惟独在中国历朝历代接力跑似的出现。
这才有我中华神州龙凤文化的悠久传承。范蠡就是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一位身怀道术的隐修者，他以淡然权力、女色、金钱的方式，在政治官场和经济商场上都孙武似的闪亮登场，谢幕而走，不像伍子胥那样把政治客栈当成人生家园。如此智慧其实修道者的人生，权和钱都不过为走过一段历史、传承一种文化所用，绝不迷失于名利情欲中，让自己被囚禁，能适时适地转角色，功成身退换活法。
范蠡走前留信给文种，讲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道理，也劝他隐退。文种不信，不久接到了勾践送给他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的那口宝剑，信了，也自杀了。伍子胥快意恩仇和孙武传兵法就走，范蠡由政坛转到商场和文种眷恋权力，是红尘客和隐修者的两种活法。
文种忠心不得善终的结局，跟夫差一样都属于咎由自取。范蠡一谏勾践不要跟夫差决战尽责即可，不死谏。文种为勾践设计献西施和蒸晒稻谷两计对付吴国，阴毒不正。这就种下了文种后来被杀的恶因。但作为臣子为君主谋划，又反过来成为上天对夫差违背“灭越国、推争雄、促统一”的意旨的惩罚棋局的“马”，文种也不算大错，可能折寿却未必送命。所以就有范蠡留信的忠告，文种不信恋权，就选择了被勾践逼杀。这说明，听修炼者的忠告，对于红尘中人至关重要。
四、民主制处死苏格拉底，君主制最怕摘叶枯花
苏格拉底就是西方一位隐修的哲学家，自恋的雅典人不听他的忠告，结局比文种还惨。他一生活在雅典民主城邦，始于黄金时期，终于败落时期。三十人僭主复兴贵族共和制的努力失败之后，三位被苏氏辩证法揭露过无知状态的民主政客，启动公民法庭以不信雅典娜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审判他，认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是雅典娜对雅典市民不敬奥林匹斯山的神的惩罚，他要为教坏雅典人负责。苏格拉底在审判中为自己作了杰出的辩护，却居然被多数票判处死刑。他忠告审判者：我死是归天永生，不是坏事；你们快改正罪恶生活，否则将有更重的惩罚。苏格拉底坦然喝毒鸩，死得比齐国史官好看。之后名垂千古。
齐国史官修《周易•坤卦》“直方正”之信史道，态度也坦然。春秋齐国，太史如实写：“夏五月，崔杼杀其君光。”这秉笔直书就是直言不讳，是有一说一，是实话实说。齐太史伯、仲、叔、季四兄弟，看似英勇不屈，其实就是恪守职业道德，是方步不乱。权臣或君主逼史官造假史，史官视死如归地坚持说“不”，不畏刀剑，该咋写还咋写，这就是正道不歪。一正压百邪，齐太史四兄弟不畏强暴的那股正气，汇聚到太史季，就成了崔杼无力抵挡的无形剑。真史就这样被春秋战国各国被史官记下。汉朝司马迁、班固即使受刑、入狱，也都以清白留信史。
苏格拉底并非史官，却也清白一生，不仅如此，更修“爱智慧”式哲人道（佛）：沉醉思考，整理知识，敬神守德。苏格拉底是石匠世家，可以吃手艺饭过好日子，却毕生沉思“我是谁，从何来，去何处”的问题，与人探讨，以至于一生清苦，被老婆斥骂。他在人类历史上，首创辩证（对话）法，通过对话讨论，教人发现逻辑矛盾，学会以归纳方式下定义，整理自己的知识。他发现人们都自以为知道“至善、美丽和美德”是什么，其实一无所知；别人不承认无知，他承认；承认无知、遵守法律、敬仰正神的美德就是知识。苏格拉底修“爱智慧”的思想道，从雅典公民滥用自由PK的苍蝇人生中超脱出来，清楚地认识到：他是神的牛虻，派来雅典刺激假信神而真自恋的人真信神，他将魂归天上人间的奥尔弗斯世界。
齐国太史兄弟宁可被君主（权臣）斩首，也要秉笔直书留下“崔杼杀其君光”的真史。这从齐国到各国，一直沿袭到秦汉以后，形成当朝记录史实，后代依据史料隔代修史的史官文化传统。这在礼教讲“天地人和”与“仁义礼智”的儒家文化主导下，使君主和权臣由于希望自己和家族有个比较好的名声而自觉收敛坏的念想，从而使强权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即使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敢战天斗地，即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向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德政。故而中国君主制直到清朝还被上下五千年的中华王道一线串连，使各朝都在“中国”项链上。
雅典哲人苏格拉底堪称德才双修的哲学家圣人，却被“视听说”能力不全的愚民处死。苏格拉底可以逃跑而活着，他却选择了从容优雅的死，从而在西方历史上获得思想的永生。没有苏格拉底，也就没有柏拉图，更没可能有基督教。他以“神派来的牛虻”的说法和以身殉道的做法，预告耶稣降临世间的社会遭遇。孔子是大贤，当时缺德君王只是不用他，还不敢真的把他怎么样。苏格拉底真诚、守法、知礼和生无喜、死不惧，与孔子相比更有英雄色彩，雅典执意将其处死，不听他不能处死的警告。雅典民主派处死苏格拉底，实际地处死了古代民主制。苏格拉底的悲剧，是雅典多神教时代新文化——民主和科学——运动的悲剧。
看雅典苏格拉底的悲剧，是民主制下公民轻蔑道德缺少明辨是非能力的悲剧，多数愚民执意要专少数圣贤的政。欧洲由此公民腐败必须基督教以救赎心法来治理，矫枉过正地导致西欧中世纪由原始农牧业再到封建工商业一千年的重建。看齐太史的悲剧，虽有兄弟3颗人头落地，最后还是中国权臣让步。秦汉到明清，虽有秦始皇、隋炀帝的短暂暴政和历朝各种文字狱，杀读书人以及株连族人、同学、党人等，逐渐恐吓出许多伪君子和小人儒，但史官真实记录历史和儒家礼教老师指导皇帝、谏官规劝君主的传统始终存在。故而中国始终亡朝不亡国。
中国不亡国，但春秋战国时代地处江浙的吴、越两国却亡了，虽有退到福建的闵越到西汉和东汉末年出现的东吴、吴国，却已走样太多。原因很多，主要一点就是这个两个国称王争霸的时候，没有沿袭齐国、晋国的尊王传统，故而丢失“天地人和”和“仁义礼智”的文化矿藏，成为暴发户霸主。吴王夫差留不住孙武和逼死伍子胥，越王勾践留不住范蠡和逼死文种，故而夫差死则吴国亡，勾践死越国衰。秦朝、隋朝统一中国为汉朝、唐朝做嫁衣，秦国和北周亡国，原因跟吴越雷同。中国君王花必须贤臣叶来衬托。两宋开始皇帝摘叶枯花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君主制摘叶枯花到中华民国终成枯树。共工中国党主制栽培罂粟花以烟当树。搞清楚史官传说中的王道政治的牡丹花如何沦落到这一步的，很有必要。这将有助于清除马列主义鸦片输入中国所造的党文化带给我们的党性思维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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