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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两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图)

 2010-11-14 15:2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我1963年毕业于保定师范学院,那年河北省发大水,我和我爱人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被分配到河北省水灾最严重的地区——衡水地区(党员们都分配到了大城市)。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在船上给学生上课。那时,我爱人的一个至亲就是保定地区的组织部部长,从学校步行30分钟就可到达地委,我们连想都没想去“走后门”。

到了衡水,分配工作时,我爱人找到分配工作的成章局长,要求把我们夫妇俩不要分配到一个县里,先工作,后考虑生活。当时成章局长给我爱人做思想工作,说:“你们工作热情高是好的,可你们不知道,将来要想调到一起,那可就难了。”局长的话就是党的话,我爱人说:“服从分配。”局长把我们分配到安平县。我家是安国县,爱人家是深泽县,安平县正是离我家和她家最近的一个县。

到了安平县教育局,我们没提我们是夫妇俩,教育局把我俩都分到了张庄中学。到了张庄中学我俩又没提我们是夫妇俩,领导就把我分到男老师宿舍住,把我爱人分到女老师宿舍住,直到一个多月后,有位老师到衡水开会,从衡水那里才知道我们是夫妇俩,回来后,向领导一说这情况,领导赶忙让老师腾房子,我们俩才搬到了一起。

1964年,张庄中学的高中搬到安平县城里的安平中学,我们也随着调到了安平中学。我们一心扑在教学上,得到大家的认同。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带领学生到乡下访问抗日英雄,回来后,编成幻灯片,到乡下演出,很受老乡欢迎。学生上晚自习的时候,我端着煤油灯,到教室给学生面批面改作文,很受同学欢迎。因为我教学认真,学校就让我这个最年轻的语文教师当了高中语文组长,还评选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县大礼堂交流经验。

1966年,我除担任一个班的高中语文课及班主任(按当时说已满工作量)外,还担任初中所有班的音乐课(音乐老师去“四清”,让我代课)。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之后,全国各大报纸开始批判“三家村”,学校领导让老师和同学写批判文章,抄在稿纸上,钉在教室后面,让大家看。

6月19号是星期日,安平县大集,许多班提出要到大集上搞宣传,念《人民日报》的文章。我是班主任,我请示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军,李书记说他去请示县委。同学们向我要鼓、要号、要红旗。我是音乐老师,钥匙在我这儿,我就开门给他们拿了鼓、号和红旗。大家乱糟糟的,我想,这么乱哄哄的出去宣传,也不像话,于是,我就以全校音乐老师的身份整了一下队,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一路上,同学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打倒“三家村”的口号。我和其他班主任走在队伍的后面。这时,李书记骑车从县委那边回来了,他下了车子,跟我小声说:“能不能劝同学回去,别到集上去了。”我一看同学这情况,说:“同学革命热情这么高,我怎么能劝说呢?”李书记看了看也没办法,他就骑车回学校了。同学们到了集上,开始念《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这时我发现,县委大院的人出来了,他们到同学群里问这问那。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同学就开始写大字报。

6月22号,县委派的代表党的工作组进驻了学校。

全校师生停课写大字报。有一天,在教师食堂门口有人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给人们说:“‘为什么学校不让写大字报?’这是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没署名。我莫名其妙,第一,我没说过这样的话;第二,即便说了这样的话,怎么是“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呢?一点边也不粘呀!

7月20号下午,集合钟突然敲响了,全体师生紧急集合,师生很快聚到了教师食堂前的广场上。

工作组宣布开会,先念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宣布揪出“牛鬼蛇神”:四个出身高的老师,两个摘了帽的右派,最后是我。我的罪名是:一,带领学生到安平大集上搞“匈牙利事件”,企图推翻县党委,给安平制造混乱;二,企图搞乱学校,取而代之。不容分说,隔离看管,变相拘留,强制劳改,失去自由。我自此成了“反革命”!原先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现在一下成了反革命,大家不可理解。于是学校的核心人物集体写一张大字报:李文刚是举左手,迈右腿,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

为了给师生洗脑,他们抄了我的家,把我写的日记、诗歌、小说、创作卡片里的反面人物的话抄出来,说是我说的!还把我写的文章及日记,断章取义、颠倒黑白弄成黑材料,一墙墙的大字报,成了当时的看点,师生一下子就把我看成了真正的“反革命”!大会批,小会斗。只能承认,不许反驳,翻案,罪加一等。

我疑惑了,到大集上搞宣传,念的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喊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怎么是搞“匈牙利事件”呢?明明是我小说里反面人物的话,为什么说是我说的?在订正材料时,我面对党员及党员干部,说明这材料是假的,是我小说里某某反面人物的话,可这些党员睁着眼说瞎话,愣说是我说的,不承认就是不老实,于是,车轮战、熬鹰战、晃煤球、推搡脚踹……承认了那些假材料,就是老实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怎么共产党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在大小会上,这些党员还老念毛主席的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让群众相信他们整的这些人整的是对的,也告诉我这样的人:这样整你,你不要翻案,你翻案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那就罪加一等。怎么现在这些党员这么颠倒黑白糟蹋人呢?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后来,“革命”形势发生变化,“红卫兵”大串联,原来工作组进驻学校,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犯了路线性错误。工作组给我们平了反,我在大会上也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当场烧毁了整的那些黑材料。这时才知道,当初衡水地委有三条“黑”指示:1,不许上街批判;2,不许开大会批判;3,不许写大字报。学生上街了,得找个“反革命”向地委交待呀,所以就把我揪出来,说我搞“匈牙利事件”!我百思不得其解,代表党的工作组怎么就这样草菅人命呢?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对那些整我们的人,我们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以怨报怨。既没有隔离检查,又没有揪上台进行批斗,更没有限制他们的自由而强行劳动改造、打骂、侮辱……一句“这是群众运动”的话,大家都没说的了。我们是以德报怨呀!

后来就分成了两派,再后来就是武斗。我决不参加武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一走就是15个月。安平县成立了革委会,我们“派”没有枪,被打败了,所以,革委会里没有我们“派”里的人,安平县是一派掌权。

学校掌权的人还是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我回到学校,呆了不久,又把我揪出来,第二次打成反革命。批判的那些材料仍然是“文革”初期整的那些黑材料。原来那些党员干部在给我们平反时,表面烧毁了一些黑材料,把黑材料藏了起来,现在又拿出来整我们。

我又疑惑了:这些黑材料,明明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整的黑材料、而且已经平了反,为什么党员阴一套阳一套,搞阴谋诡计,不把这些黑材料销毁、现在又拿出来整人呢?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第二次打成反革命,可闹大了,在学校批,在县大礼堂批,全县开广播大会批,逮捕现行反革命也让我陪批!

1971年进了秋,安平县公安局的某某来到学校,他粗粗壮壮,一脸横肉,挎着盒子枪,腰里别着捆人的绳子,大家一看,就知道离抓人不远了。一直整我的学校党支部的田某某把我叫去,开始审我。满脸横肉的人问,田某某写。在审问的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大声的呵斥和拍桌子了。审完后,叫我签字。我得看记录的内容才签字啊,他们不让我看,不让我看我就不签。最后说我不老实,还是让我看了。我一看,田某某写的内容根本不是我说的话,他把他们整我的黑材料,变成了我一一承认的供词。

我真的太疑惑了,党员就这么处心积虑的要置人于死地,一点也不讲实事求是了!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我拿起笔来,一条不落的全都改了过来,然后签了字。满脸横肉的人把桌子一拍,瞪着眼大声说:“不老实,到监狱就老实了!”我瞅着他俩小声说:“到了监狱,也得实事求是。”

当时这叫“就审”,这是第一步,提审就要逮捕了。后来一直没提审我。

他们每批斗我一次,我就给县革委会、地革委、中央文革写信,把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而且我还把信让他们看了再寄。

1972年春天,我到公安局问我的情况,正好碰到了公安局的负责人,他一见我笑着主动给我打招呼:“李文刚同志来了?”我一年多没有人说我是同志了,我赶快说:“可别叫我同志,我是反革命!”“谁说你是反革命了?我们没这么说。”“那为什么不给我平反?”“我们早把材料退回学校了,他们没给你平反?” “平反了,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你不信,我马上给你们学校打电话。”说完,把我领进屋里,他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田某某,公安局的同志问为什么不给我平反?田某某说:“我们想给他个处分。”我一下把电话夺过来,大声说:“受处分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犯了路线性错误!”说完,很生气的把电话挂上。我真的实实在在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些党员非把人整死不可呢?公安局早就把材料退回去了,早就应该给我平反,可他们就这么放着,不让我有自由。别说没有了党性,就是一点点人性也丧失殆尽了!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

我回到学校,一到全县教师到安平中学开会,我就写大字报,把他们怎样摘出我小说里的反面人物的话改成我说的这些“黑材料”抄出来,大家一看,原来如此……

县里不承认我是反革命,我要求调离安平县回我们安国县,县里同意了,给我开了调令。我拿着调令给学校党支部说:“你们现在不给我平反,我回安国之后,你们说什么时候平咱就什么时候平。”他们知道我回安国后再回来平反,那就麻烦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给我平反。按中央的文件,在什么场合下打成的“反革命”,就在什么场合平反。我要求按中央文件办,他们说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以德报怨,没开任何会,只是由工宣队和田某某给我平反,工宣队的同志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态度比较诚恳,田某某不承认是犯了路线性错误,他说是盲目执行了上边的指示。我摇了摇头,吐了一口吐沫。他们把整的那些黑材料拿出来,当我的面烧了。我调回了安国县。

我万万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有文件,让清理档案,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统统清理掉。安平县在清理这些材料时,竟然在县里还藏着整我的那些假材料!天呀,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丧尽天良!

原来这些党员就是这样的党员呀!然而,他们又执掌着大权!

事过四十多年,我已年逾古稀,明白了许多,“山下有老道,庙外有和尚”,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说:“党外有党,党内有坏。”这也是客观存在。年轻时天真的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反对一个党员就是反党。现在清楚了,一些党员平时也慷慨激昂表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到关键的时候,利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分到大城市;在搞政治运动时,不惜用卑鄙下流手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达到整死别人而后快的目的。

在那个时代,造就培养了一批投机钻营、专靠整人吃饭的共产党党员!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像田某某专靠整人吃饭这样的共产党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一堆臭狗屎,再没人理睬了!现在党内就那么纯洁了吗?否。还是那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坏!”这是不争的事实。胡絜青女士在纪念丈夫老舍的“甲子感怀”诗的最后一句说:“雨后青山别样蓝”。胡女士说的对,是的,“雨后青山别样蓝”了,但我更希望“雨后青山更纯蓝”!天空一点尘滓也没有,那该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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