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兩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圖)

我1963年畢業於保定師範學院，那年河北省發大水，我和我愛人懷著一顆赤誠之心，被分配到河北省水災最嚴重的地區——衡水地區（黨員們都分配到了大城市）。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準備在船上給學生上課。那時，我愛人的一個至親就是保定地區的組織部部長，從學校步行30分鐘就可到達地委，我們連想都沒想去「走後門」。

到了衡水，分配工作時，我愛人找到分配工作的成章局長，要求把我們夫婦倆不要分配到一個縣裡，先工作，後考慮生活。當時成章局長給我愛人做思想工作，說：「你們工作熱情高是好的，可你們不知道，將來要想調到一起，那可就難了。」局長的話就是黨的話，我愛人說：「服從分配。」局長把我們分配到安平縣。我家是安國縣，愛人家是深澤縣，安平縣正是離我家和她家最近的一個縣。

到了安平縣教育局，我們沒提我們是夫婦倆，教育局把我倆都分到了張莊中學。到了張莊中學我倆又沒提我們是夫婦倆，領導就把我分到男老師宿舍住，把我愛人分到女老師宿舍住，直到一個多月後，有位老師到衡水開會，從衡水那裡才知道我們是夫婦倆，回來後，向領導一說這情況，領導趕忙讓老師騰房子，我們倆才搬到了一起。

1964年，張莊中學的高中搬到安平縣城裡的安平中學，我們也隨著調到了安平中學。我們一心扑在教學上，得到大家的認同。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帶領學生到鄉下訪問抗日英雄，回來後，編成幻燈片，到鄉下演出，很受老鄉歡迎。學生上晚自習的時候，我端著煤油燈，到教室給學生面批面改作文，很受同學歡迎。因為我教學認真，學校就讓我這個最年輕的語文教師當了高中語文組長，還評選為學習毛著積極份子，在縣大禮堂交流經驗。

1966年，我除擔任一個班的高中語文課及班主任（按當時說已滿工作量）外，還擔任初中所有班的音樂課（音樂老師去「四清」，讓我代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之後，全國各大報紙開始批判「三家村」，學校領導讓老師和同學寫批判文章，抄在稿紙上，釘在教室後面，讓大家看。

6月19號是星期日，安平縣大集，許多班提出要到大集上搞宣傳，念《人民日報》的文章。我是班主任，我請示學校黨支部書記李軍，李書記說他去請示縣委。同學們向我要鼓、要號、要紅旗。我是音樂老師，鑰匙在我這兒，我就開門給他們拿了鼓、號和紅旗。大家亂糟糟的，我想，這麼亂哄哄的出去宣傳，也不像話，於是，我就以全校音樂老師的身份整了一下隊，隊伍就這樣出發了。一路上，同學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打倒「三家村」的口號。我和其他班主任走在隊伍的後面。這時，李書記騎車從縣委那邊回來了，他下了車子，跟我小聲說：「能不能勸同學回去，別到集上去了。」我一看同學這情況，說：「同學革命熱情這麼高，我怎麼能勸說呢？」李書記看了看也沒辦法，他就騎車回學校了。同學們到了集上，開始念《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這時我發現，縣委大院的人出來了，他們到同學群裡問這問那。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晚上，同學就開始寫大字報。

6月22號，縣委派的代表黨的工作組進駐了學校。

全校師生停課寫大字報。有一天，在教師食堂門口有人給我寫了一張大字報，說我給人們說：「‘為什麼學校不讓寫大字報？’這是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沒署名。我莫名其妙，第一，我沒說過這樣的話；第二，即便說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呢？一點邊也不粘呀！

7月20號下午，集合鐘突然敲響了，全體師生緊急集合，師生很快聚到了教師食堂前的廣場上。

工作組宣布開會，先念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然後宣布揪出「牛鬼蛇神」：四個出身高的老師，兩個摘了帽的右派，最後是我。我的罪名是：一，帶領學生到安平大集上搞「匈牙利事件」，企圖推翻縣黨委，給安平製造混亂；二，企圖搞亂學校，取而代之。不容分說，隔離看管，變相拘留，強制勞改，失去自由。我自此成了「反革命」！原先是學習毛著積極份子，現在一下成了反革命，大家不可理解。於是學校的核心人物集體寫一張大字報：李文剛是舉左手，邁右腿，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人。

為了給師生洗腦，他們抄了我的家，把我寫的日記、詩歌、小說、創作卡片裡的反面人物的話抄出來，說是我說的！還把我寫的文章及日記，斷章取義、顛倒黑白弄成黑材料，一牆牆的大字報，成了當時的看點，師生一下子就把我看成了真正的「反革命」！大會批，小會鬥。只能承認，不許反駁，翻案，罪加一等。

我疑惑了，到大集上搞宣傳，念的是《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喊的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的口號，怎麼是搞「匈牙利事件」呢？明明是我小說裡反面人物的話，為什麼說是我說的？在訂正材料時，我面對黨員及黨員幹部，說明這材料是假的，是我小說裡某某反面人物的話，可這些黨員睜著眼說瞎話，愣說是我說的，不承認就是不老實，於是，車輪戰、熬鷹戰、晃煤球、推搡腳踹……承認了那些假材料，就是老實了。這不是顛倒黑白嗎？怎麼共產黨員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在大小會上，這些黨員還老念毛主席的語錄：「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讓群眾相信他們整的這些人整的是對的，也告訴我這樣的人：這樣整你，你不要翻案，你翻案就是不相信群眾不相信黨，那就罪加一等。怎麼現在這些黨員這麼顛倒黑白糟蹋人呢？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後來，「革命」形勢發生變化，「紅衛兵」大串聯，原來工作組進駐學校，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犯了路線性錯誤。工作組給我們平了反，我在大會上也控訴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的迫害。當場燒燬了整的那些黑材料。這時才知道，當初衡水地委有三條「黑」指示：1，不許上街批判；2，不許開大會批判；3，不許寫大字報。學生上街了，得找個「反革命」向地委交待呀，所以就把我揪出來，說我搞「匈牙利事件」！我百思不得其解，代表黨的工作組怎麼就這樣草菅人命呢？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對那些整我們的人，我們沒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沒有以怨報怨。既沒有隔離檢查，又沒有揪上臺進行批鬥，更沒有限制他們的自由而強行勞動改造、打罵、侮辱……一句「這是群眾運動」的話，大家都沒說的了。我們是以德報怨呀！

後來就分成了兩派，再後來就是武鬥。我決不參加武鬥，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一走就是15個月。安平縣成立了革委會，我們「派」沒有槍，被打敗了，所以，革委會裡沒有我們「派」裡的人，安平縣是一派掌權。

學校掌權的人還是原來整我的那些人。我回到學校，呆了不久，又把我揪出來，第二次打成反革命。批判的那些材料仍然是「文革」初期整的那些黑材料。原來那些黨員幹部在給我們平反時，表面燒燬了一些黑材料，把黑材料藏了起來，現在又拿出來整我們。

我又疑惑了：這些黑材料，明明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整的黑材料、而且已經平了反，為什麼黨員陰一套陽一套，搞陰謀詭計，不把這些黑材料銷毀、現在又拿出來整人呢？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第二次打成反革命，可鬧大了，在學校批，在縣大禮堂批，全縣開廣播大會批，逮捕現行反革命也讓我陪批！

1971年進了秋，安平縣公安局的某某來到學校，他粗粗壯壯，一臉橫肉，挎著盒子槍，腰裡別著捆人的繩子，大家一看，就知道離抓人不遠了。一直整我的學校黨支部的田某某把我叫去，開始審我。滿臉橫肉的人問，田某某寫。在審問的過程中當然少不了大聲的呵斥和拍桌子了。審完後，叫我簽字。我得看記錄的內容才簽字啊，他們不讓我看，不讓我看我就不簽。最後說我不老實，還是讓我看了。我一看，田某某寫的內容根本不是我說的話，他把他們整我的黑材料，變成了我一一承認的供詞。

我真的太疑惑了，黨員就這麼處心積慮的要置人於死地，一點也不講實事求是了！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我拿起筆來，一條不落的全都改了過來，然後簽了字。滿臉橫肉的人把桌子一拍，瞪著眼大聲說：「不老實，到監獄就老實了!」我瞅著他倆小聲說：「到了監獄，也得實事求是。」

當時這叫「就審」，這是第一步，提審就要逮捕了。後來一直沒提審我。

他們每批鬥我一次，我就給縣革委會、地革委、中央文革寫信，把真實情況向上級反映，而且我還把信讓他們看了再寄。

1972年春天，我到公安局問我的情況，正好碰到了公安局的負責人，他一見我笑著主動給我打招呼：「李文剛同志來了？」我一年多沒有人說我是同志了，我趕快說：「可別叫我同志，我是反革命！」「誰說你是反革命了？我們沒這麼說。」「那為什麼不給我平反？」「我們早把材料退回學校了，他們沒給你平反？」 「平反了，我還找你們幹什麼呢？」「你不信，我馬上給你們學校打電話。」說完，把我領進屋裡，他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正是田某某，公安局的同志問為什麼不給我平反？田某某說：「我們想給他個處分。」我一下把電話奪過來，大聲說：「受處分的不是我，是你們！你們犯了路線性錯誤！」說完，很生氣的把電話掛上。我真的實實在在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這些黨員非把人整死不可呢？公安局早就把材料退回去了，早就應該給我平反，可他們就這麼放著，不讓我有自由。別說沒有了黨性，就是一點點人性也喪失殆盡了！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

我回到學校，一到全縣教師到安平中學開會，我就寫大字報，把他們怎樣摘出我小說裡的反面人物的話改成我說的這些「黑材料」抄出來，大家一看，原來如此……

縣裡不承認我是反革命，我要求調離安平縣回我們安國縣，縣裡同意了，給我開了調令。我拿著調令給學校黨支部說：「你們現在不給我平反，我回安國之後，你們說什麼時候平咱就什麼時候平。」他們知道我回安國後再回來平反，那就麻煩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給我平反。按中央的文件，在什麼場合下打成的「反革命」，就在什麼場合平反。我要求按中央文件辦，他們說是不可能的。我還是以德報怨，沒開任何會，只是由工宣隊和田某某給我平反，工宣隊的同志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態度比較誠懇，田某某不承認是犯了路線性錯誤，他說是盲目執行了上邊的指示。我搖了搖頭，吐了一口吐沫。他們把整的那些黑材料拿出來，當我的面燒了。我調回了安國縣。

我萬萬沒有想到，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有文件，讓清理檔案，把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統統清理掉。安平縣在清理這些材料時，竟然在縣裡還藏著整我的那些假材料！天呀，讓我說什麼好呢？真是喪盡天良！

原來這些黨員就是這樣的黨員呀！然而，他們又執掌著大權！

事過四十多年，我已年逾古稀，明白了許多，「山下有老道，廟外有和尚」，毛澤東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這是不爭的事實。我說：「黨外有黨，黨內有壞。」這也是客觀存在。年輕時天真的認為每個共產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反對一個黨員就是反黨。現在清楚了，一些黨員平時也慷慨激昂表態：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是，到關鍵的時候，利用各種關係想盡一切辦法分到大城市；在搞政治運動時，不惜用卑鄙下流手段，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達到整死別人而後快的目的。

在那個時代，造就培養了一批投機鑽營、專靠整人吃飯的共產黨黨員！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像田某某專靠整人吃飯這樣的共產黨黨員，在人們的心目中，已是一堆臭狗屎，再沒人理睬了！現在黨內就那麼純潔了嗎？否。還是那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壞！」這是不爭的事實。胡絜青女士在紀念丈夫老舍的「甲子感懷」詩的最後一句說：「雨後青山別樣藍」。胡女士說的對，是的，「雨後青山別樣藍」了，但我更希望「雨後青山更純藍」！天空一點塵滓也沒有，那該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