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卖国行径

爱国，是文明人的首要美德。 ——法国 拿破仑•波拿巴

现代史上，来自东方的敌人，给中国制造了巨大的伤害，但更大的伤害却由北方造成。1945年春夏，日本侵华战争的炮声还在隆隆炸响，一场新的侵华战争又拉响了警报！此时，是决定 3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几近占现在全国总面积的1 / 3）会不会飞走的重要关口。正当关键时候，“伟大英明”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向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提供了宝贵援助——面对自己的母亲挥出了重重的掏心拳。

疯狂攻击当代中共中央“走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毛派，请扭回头去，正视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

一、虎狼之心的斯大林

残杀了2200万假想政敌的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公敌，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不过，他的确堪称苏联民族的伟大爱国者（指狭隘偏激的爱国）。为了苏联的利益，他处心积虑，立下了汗马功劳——纵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纯粹是因为遭到德国进攻迫不得已才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与中国成为盟友。可是，中国14年抗战，苏联非但从来没有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而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借道援助中国；特别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阶段，苏联反而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双方关系进入到了蜜月期。

二次大战，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几乎摧毁了地球的一大半。然而，得到美国援助的北极熊，却反而迅速膨胀了起来，成了颐指气使的一方霸主。

1945年初春，德意两大战争元凶败局已定，智慧超凡的斯大林紧紧抓住了一次使苏联势力最大化的天赐良机，主动邀请美英二巨头共同商议下一步对日作战方略。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心想尽早结束战争，主张由苏方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伤亡。斯大林事先已经洞察一切，此意正中下怀。于是，在美丽的苏联南方小城召开的这次三大国首脑会议，实际上一直由斯大林所主导，2月11日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完全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该协定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显然，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的中国的民族利益受到了最大损害。因此，许多中国学者指出：这是最不讲道义最无耻的外交文书——而这正是斯大林刻意甩开中国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原因。但是，打击日本军队的主战场在中国境内，须由中国提出邀请，与中方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才行。而斯大林也清楚，中国根本无力单独打败日军。因此，当6月30日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会谈时，斯大林傲慢霸道拒不让步，逼迫中方就范。然而，20多天后形势突变。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德国联合发布《波茨坦公告》，亮出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8月2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美军对日本进行核攻击。8月6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落在日本广岛；8月8日第二颗砸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彻底摧毁了天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日本全岛人心惶惶。 斯大林生怕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苏军师出无名。于是，当机立断，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也不顾苏军部署尚未完成，抢先于8月8日夜间，命令148万苏蒙大军兵分三路对日军不宣而战发起全线总攻（8月9日补上宣战手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闪电战。从23时55分打响，仅用7天时间，风卷残云摧枯拉朽，70多万日本关东军、20多万伪军全军覆没，被生俘69.4万。

中国与日军苦战了14年，可谓倾家荡产焦土一片；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7天，就恢复了在中国东北的所有特权、维护了俄占中国北方土地、割走了外蒙古，而且劫掠了日本在中国东北3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还抢走东北人民不计其数的财产。 以极其微小的代价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我们曾经认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其实，它是真真切切的趁火打劫巧取豪夺，是货真价实的高级侵略。

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是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地方，而且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满目疮痍狼藉一片！

二、聪明一时糊涂一时的罗斯福与缺乏远见的杜鲁门

“Bai百科”如是评价：“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30—1945.4.12)，一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20世纪美国最受民众爱戴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4届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起，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为止，任职长达12年。他也是身残志坚的代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长长12年，应该说是“短短12年”，罗斯福创造了世界史上三大奇迹：1、推行新政，成功地领导美国人民度过了历史上最恐怖的经济危机(笔者注：对此，有争议)；2、领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夺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3、使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达到了巅峰状态。

特别应该点明的是：在险象环生的二战期间，罗斯福是最为同情中国并且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外国领导人。
然而，聪明一时糊涂一时。

1943年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美、英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让得到大量美国援助的苏联红军单独在东线发起进攻。这一决策到了 1945年纳粹德国即将崩溃的时候显现出了恶果，美、英两国才知道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养虎遗患已成事实。可是，英明出类拔萃的罗斯福并未汲取教训，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重犯了类似的错误，以至使苏联帝国也迅速达到鼎盛时期。这与他没有认清斯大林的本质有关，也与他已经病入膏肓生命之灯将要熄灭有关——正是：人无完人。

需要说明，罗斯福并非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

1945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有关“雅尔塔密约”的传闻时，曾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事情真相。这时，濒临死亡的罗斯福已然记不清这份协定的主要内容了。他把备忘录交给赫尔利研究。数天后，赫尔利向他讲述这份协定对战后世界格局尤其是对美国将产生非常不利的深远影响，罗斯福大惊失色，要求赫尔利立即设法进行补救。此时，一代伟人已经无力回天——繁重的政治与战争事务，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相比一代英豪，继任总统杜鲁门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副总统接班之时，赫尔利正在赴苏途中。在莫斯科，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两人不断向赫尔利保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并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同时，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尊重蒋介石的领导，并且愿意帮助中国统一与重建；对日作战之所以提出一些条件只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但是，赫尔利很担忧，因此他致电杜鲁门，特别要求总统重新考虑雅尔达会议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影响。这个协定不但影响战后远东的国际战略平衡，更会破坏美、中的国家利益以及两国关系。但是短视的杜鲁门却固执地坚持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塔协定的立场。

三、见识过人但心里自有小九九的丘吉尔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位杰出的反法西斯英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但是，与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一样，他首先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在国际问题上，关键时刻，政治家首先考虑的都是本国利益。
其实丘吉尔早就看透了罗斯福、斯大林两人的用心，而丘吉尔的想法是：既然西方国家已经不能压制苏联兴起，那么英国倒不如顺其自然让苏联牵制美国。他最大的私心是，利用苏联侵华，维持自己的殖民地——香港的稳定。

如果说，在事关中国领土完整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罗斯福是重病缠身力不从心的话，温斯顿•丘吉尔实在是中国人民难以饶恕的斯大林的帮凶。

四、我们灾难连连内外交困的祖国

在原有的民族危机尚未解除、一场新的民族危机突然袭来之时，环顾国内，千孔万疮，惨不忍睹。而且，又一次惨烈的窝里斗已现端倪！

五、国难当头之时的毛泽东
无论任何国家，无论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只要是良知未泯之人，在国难当头之际，都应当服从大局、抛却私心、戮力同心、一致对外——这也正是抗战之初毛泽东声嘶力竭的呼吁——可是，1945年这个所谓的爱国英雄又是怎样做的呢？

请看《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电报资料》1945年
6月18日 化名达维卡夫，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告之中共，苏联近期将对日宣战，要求中共做好军队的休整。同时表示，苏联政府正式邀请重庆政府就对日作战、战后蒙古地区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谈。
7月1日 电贺中共建党纪念日。通报6月30日与重庆政府代表宋子文的接触情况。表示，依据雅尔塔协约，要求承认蒙古独立，，借此保护苏联的远东利益。

7月7日 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介绍了2日下午与宋子文进行正式会谈的内容及6日中共的回电。回电中表示，“感谢苏联党的贺电。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战后组织的正当要求”。

8月13日 化名达维卡夫，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告之中共，应对中国国内由重庆政府背后支持的反蒙古独立现状运动，组织反运动，揭露重庆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反动本质，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该意见，有利响应苏联与重庆政府正式签约。

8月19日 回电中共中央，对16日祝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贺电表示感谢。同意中国党对蒙古问题的建议，要求作好战后对占领区附近地区及东北地区接收的准备。16日中共中央致电苏联党和政府，祝贺对日作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建议加速蒙古采取正式行动的速度。——摘自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斯大林年谱》及1979年版《斯大林文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1943年3月，在毛泽东一手操纵下，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书记处（毛为主席，成员仅三人）通过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拥有最后决定权”。换言之，毛也可以推翻领导机关的集体决定。因此，在这以后，相当一部分中共中央文件所表达的往往都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