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也来说说“龙”

我最初听说“龙”，记忆之中就是小学语文老师对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就是东方巨龙在腾飞，是迷信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变成了现实。中共以“龙”暗示：领导中国的它是骑龙者。

真正将“龙”看作神奇生命的时候，还是读《封神演义》里哪吒闹海，将东海龙王儿子抽筋和剥东海龙王的鳞的事，再就是读《西游记》孙悟空闹龙宫的故事，一开始就把“龙”定位在“神兽”，是中国迷信故事里的会变化的神奇动物，有腾云驾雾和海底掀浪的本事。这时候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看《封神演义》和《西游记》都是偷偷摸摸的，完全当作神话故事在看，从没信以为真过。另外还在一些连环画里看到过龙王庙里的“龙”，也全当是纯粹头脑虚构出来的动物。

“文革”之前，记忆之中全无“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没有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这种说法。虽知道对皇帝有“真龙天子”的说法，还是当迷信。总的说来，对“龙”的故事好奇，对“龙”本身没有崇敬感：唐僧的坐骑而已。

“文革”之后，读武侠小说读到过侠客以刀剑屠龙的故事，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之后，逐渐知道传说中五帝之黄帝乘龙升天、颛顼驾龙巡游的事，更有老人信誓旦旦地作证亲眼见过龙，我依然当作中国文化中神秘事物的奇异宣传。因为爱好逻辑，我发现关于“龙”，中国人有人尊崇，有人喊斩，有一种矛盾的思想倾向，越发加深我关于“中国文化一直局限在经验中难以走出迷信”的评判。

后来读到何新的《神龙之谜》，知道他是把龙当成真正存在过的动物，是大蜥蜴、大四脚蛇、湾鳄等爬行类动物，也有能飞行的能力，他提到禹部落的图腾是“龙”。何新根据古人关于龙“不众行、不群处”的特点明确推论：“古代帝王自称‘孤’‘寡人’‘余一人’，实际上都是以龙来自喻，帝王自称朕，朕也是龙，即蜃龙。”似乎就是从何新开始，我们共工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者开始以实证方式谈论“龙”，并从“龙文化”解说“龙”跟帝王故事、皇帝权威的联系。

我孩子出生在中国年历所说的“龙”年，从生肖角度，我主动买过和看过多种“生肖”的知识书籍，了解了不少关于“龙”与人的性格、命运，以及龙年生的人“年运”之类的文化知识，对照孩子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地信一半。

由于反《河殇》，何新的神龙文化思想部分地被中共接受，主要还是利用古代皇帝对龙的崇敬意识来维护中共的权力，包装马列主义极权专制的思想。于是港澳台出版的关于龙的书籍可以在大陆书店公开买到，划龙舟和舞龙活动由地下浮出水面。对有关龙的文化宣传的控制更加放宽，龙的画像、饰物也公开挂和买卖了。一些官员居然就在客厅和书房里摆放龙的雕刻，也不避讳地戴龙的佩饰还很喜欢别人把他跟龙的威严或气质相联系。这样随便将自己跟龙相联系，既有攀龙附凤的潜意识，更有无知无畏的孽胆。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是在宋朝，从元朝到共工中国前30年，都严禁臣民使用。皇帝禁止用龙的思想造反。中共极权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形象宣传出现的，那时候中国人敢把党政府跟皇权国家相联系，马上就要冠以“诬蔑罪”予以严惩。所以北京学生1989年占据天安门广场一个多月才没马上镇压。共产党终于撩开“人民”面纱露出极权专制真面孔之后，1990年代，开始让党权和皇权勾肩搭背：学生要求美国式民主道理上没错，但不适合百姓将“我党”当皇帝崇敬的中国国情，学生无知被刘晓波等黑手利用，党是为人民改革大业的稳定才平暴的。中共开始利用官民的龙人意识维权。

这其实是互相利用。官员攀龙让百姓敬重其权力。民众攀龙是想让中共及其官员尊重民权，甚至还权于民。中共更聪明，它并不像西汉刘邦那样捏造“龙种”说，这样很危险，会让喊民主革命的人以继续反皇权专制的呼声号召人民来推翻它，它巧妙地利用所掌握的思想文化宣传的绝对优势的资源，让官民谈神龙文化，它只谈“稳定压倒一切”和“没有共产党，中国会乱”，就让人民最终以它为神。然而中国的神龙文化并非何新所说“大四脚蛇”那样粗陋。何新关于龙的知识还是很粗浅的，事实上远不如古人所知，甚至没有今天的民间人士所知真切。

《华阳国志》载有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逗留九天后离去的事例。《晋书•载记第九》载有燕国皇帝慕容皝亲见两只龙的事例。中华民国1934年夏天，辽宁营口真实地出现过龙从天上坠落的事件，当时的老百姓富有同情心地想帮助它脱离离开水的困境，挑水往龙身上浇淋，亲眼见到它吸水，后来连续数日暴雨，这只龙突然间神秘消失，再过20几天其尸骸出现在辽河口的芦苇丛中。就在共工中国2008年，山东省青龙镇的黑山子村从天而降地掉下一黑、一白的两条活龙，引来大量的群众、警察、政府官员和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大概就是以何新的鲸鱼、鳄鱼之理论否定眼见为实的龙的存在。后来在两条龙被看管期间，白龙腾云消失，黑龙活到八月底，但消息始终不见媒体公开报道。日本今日瑞龙寺还收藏着一个明朝渔夫捕获后卖给日本的小龙的干制的龙标本。2008年6月16日在江苏高邮湖上空暴风雨前有人拍摄到龙的形象。龙作为可腾飞的水生动物的确有。

关于刘邦《史记》有这样的记载：刘母梦中见神，刘父看到蛟龙缠在母亲身上，之后就怀孕，生了刘邦。这可以理解为是平民刘邦做皇帝之后解除自卑的说法。进入关于“龙”的理性研讨，将黄帝传说和《周易》纳入进来，不难发现：龙禁忌不是“龙崇拜”，而是中国造反掌权的平民皇帝维护世袭制的文化手段。

中国西周封建社会与春秋战国的半封建社会，贵族掌权以礼法制天下，即华夏诸侯尊周王为天子（周朝之“总统”）的封建联邦制时代，从周文王开始到周朝各诸侯、卿大夫、士大夫整个群体的贵族阶层有一种高贵的神龙意念：1、龙即神兽，迎接天子上天的“神马”或天子在天上巡游的“坐骑”，所以就有关于黄帝和颛琐乘龙的传说；2、《周易•乾卦》以“龙”之“潜龙”而“见龙”、“飞龙”、“亢龙”的四阶段，论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朝乾夕惕的高贵德性和进退有序的思想理性。把两种思想联系起来看，就能较清楚地理解古代“三皇五帝”传说中“皇”与“帝”为何要修道治天下？因为修道才有乘龙巡游各地的神通。同时也能理解尧舜禹禅让为何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需要闭关修炼圆满。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王公与诸侯国的诸侯、卿大夫基本上不修道了，修道者转到以“皇”之“静民则法”与“帝”之“德象天地”的精神，修君子的隐士去了。这就出现了平民曹刿与君主论战，颜渊修口让孔，孔子周游列国吃苦，孙武（范蠡、孙膑）伐楚（吴、魏）功成身退的历史故事，都在依照《周易》之乾坤卦理所说“龙马精神”做人：修君子之“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德性。曹刿以藏龙卧虎之资质，修“民贵君轻”之君民关系；颜渊以敏捷之素质，修学生尊师之儒术涵养；孔子以谆谆教诲、百折不挠之品质，修老师之师道尊严；孙武、范蠡、孙膑等以军事天才之素质，修兵征天下、王者治国的军师辅佐之道术。

秦始皇开辟皇帝集权主导、三公九卿辅助的君主集权制时代，以皇权治天下。他不懂“乾道”之“龙人”修炼术，狂傲地以军功和政绩为德，结果使秦朝成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的短命朝代。秦始皇狂得可笑：想长寿却死于中年。

汉朝天下可谓秦朝暴政遗产的继承。刘邦却因为没有秦始皇的贵族出身与统一中国的功绩，心理上天然难免自卑。因为也没修炼（修炼的是张良），但他也不笨，充分地发挥了平民的造反机智。陈胜造反时，利用了民间的“鬼神”信仰，以鱼肚里藏“陈胜王”的绸绢，与晚上装狐狸叫，喊“大楚兴，陈胜王”发动戌卒造反成功。刘邦夺得秦朝天下，虽然狂傲不起来，却沿着陈胜的平民造反思路，给了让宗法社会中广大民众相信他是秦朝这笔遗产继承人的一个说法：刘邦是母亲跟蛟龙结合之后的“龙种”，父亲亲眼所见。这在今天看来自然无比荒谬，可在贵族被秦始皇也贬为庶人对待，平民刘邦能做亭长（共工中国人民公社的大队长）的秦朝，贵族之经典文化没多少人懂，这说法居然比暴政管用。这就是皇帝任免官僚，实行中央集权统治郡县的平民中国的文化传统。神龙文化变异成为蛟龙甚至恶龙文化。英雄不怕是无赖，只要改邪归正即可，这种文化一直承传下来。就这样，在皇权世袭的平民中国，效仿龙马精神修君子做大人的神龙文化失传。

平民的“龙文化”除了有对“真龙天子”的迷信，还有斩妖龙（魔怪）的文化。洪水、干旱、冰雹、雷电、暴风雨、台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等灾害，被农民视为“龙王爷”在兴妖作怪，祈求止不住涝灾和旱灾时，就有降龙之举。 于是就有了“屠龙”、“斩龙”之说，直到上个世纪被写入武侠小说。关中民间 “二月二”传说是纪念人战胜东海小龙，获得雨水的纪念节日。舞龙、赛龙舟从来就不是什么崇拜龙的活动，而是民间展示对“龙”的征服力量。舞龙活动源于原始先民集体捕杀蟒蛇的行动，领头的壮士用梭标扎龙(蟒)头，众人齐心协力，摇头摆尾，摔死大蟒蛇在地。端午节赛龙舟活动起源于原始先民筑坝引龙，捕捉、驯养“龙”作为水上坐骑的冒险活动。民俗里的龙头鞋、龙头枕等民间用具，也大都与崇拜无关，主要展示征服和游戏的文化，成为民间反暴政的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龙文化现象在中国，有两种。第一种是贵族的神龙•正人文化：依照龙马精神之比喻，做大人，修君子，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性的历程。第二种是平民的“龙种”迷信和斩龙习俗：“真龙天子”说法使黎民接受皇帝的权威；斩龙获雨解除旱灾，或屠龙止雨解除涝灾，给民间反抗暴政以勇气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