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维稳耗费知多少

一个原本是好好的国家，如果变成了警察国家，这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出了大问题，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不可能突然之间都变成了暴民、刁民，或者是刑事犯，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雇用大量的军警特务们来维持秩序。表面上看，政府似乎是振振有词，又是为了顺其民意而勉为其难了，以至于搞个国家的庆典，开个什么代表会，甚至搞个什么体育比赛，都要调动几十万大兵和武装警察去维持。

如果是在战争期间，敌伪时期，或者是在沦陷区，确实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哪怕政府把自己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应该时常的与民同乐一下，即表演一番亲民的形象，又可以粉饰一下太平的景象，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何乐而不为呢？其实问题就在这里，是想为而不能为，不敢为。比如去扒民房，圈民之地，都必须要有军警的护驾，否则是既扒不来房也圈不来地，政府的任何一个计划，一个行动，没有军警的保驾护航，就什么也做不成。

古人说，兵者凶也。这个凶是对于外侵的敌人，没有外敌，把凶对内、对国人百姓，只能说明问题是出在政府和政权的身上，而绝对不是出在国人民众。当一个政权到了必须指望着军警来维持自己统治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个政权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秦朝的始皇帝够厉害，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坐上来头把交椅以后，还下令把天下的武器都收缴到了咸阳，用这些个金属铸成了十二座巨大的金属人像，从此便以为是功高盖世、皇权永固了。天晓得，陈胜吴广两个人振臂一呼，这个强大的秦王朝立时垮台。

在一九八八年以前，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自由民主一直是持有镇压做法的。蒋经国总统的顺应民意，主动的开放党禁、报禁，不到两年，就使得台湾成为了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南韩的全斗焕政权是在一九八零年指使着军警制造了一场光州的大血案，金大中为首的民主斗士始终不渝坚持斗争，就在光州惨案发生后不久，南韩也成为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

在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当中，也发生过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这些民主运动，也都被共党们的军警残酷的镇压掉了，但是民心民意不可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说了算。于是就在八九年、九零年，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是纷纷倒台，人民恢复了尊严，生活在文明的制度里。

靠着军警维持的政权，是因为其实在是不得人心的缘故，所以才用暴力镇压、屠杀来对待人民。这里丝毫表现不出这个政权的强大，或者是辉煌，反而是在告诉天下，这个政权已经走到头了，时日无多了，暴力统治那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暴力统治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是通过暴力可以使人民擦亮眼睛、彻底觉醒，清清楚楚的看透共党极权的本质，彻底打消原先对这个政权所抱有的一丝希望和幻想；二是暴力把民怨积成了民愤，这就叫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杨佳先生和邓玉娇小姐就是民不得不反的实例。

当一个政权把老百姓逼上了不得不反的地步上时，这个政权还能苟延多久呢？愚蠢的是，共党们的通病都是以为，通过血腥的暴力，可以使人民产生恐惧心理，于是人民就会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顺民了。但是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的人们都明白，人有七情六欲，但是任何一种情欲都有一个最后的底线。

即便是恐惧，既可以是被吓成神经病，甚至是吓死，也可以像股市一样触底反弹，所谓的物极必反，把人民逼到了不畏死的普遍的状况上。暴力的恐惧和阻吓的作用就成为了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奈何以死惧之。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是改朝换代了。

两千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自然又合乎情理，在人民愤恨之极，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推翻了二十多个自己为天下归心，皇权永固的朝代。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始终没能走上文明之路，除去中华民国的那三十八年以外，史学家说中国是至今仍行秦政治，皇权至上变成了党权至上，民主变成了党主。到了今天，改共党之朝、换共产之代，也就成为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大任。

平心而论，中国人苦，从打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开始，到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整整二十二年，中国人是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里。四九年共党宣布窜政成功，但并不是从此就国泰民安。共党为了扩大匪区的内战，是仍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进行着，直到五零年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共党并没有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还没停止就又参与了朝鲜战争。

百万青壮年被送上了战场，一打就是三年，最后以惨败告终。可是就在这三年当中，共党并没有发布一个减刑法、轻徭役的安民告示，而是迫不及待的在占领区域大开杀戒。

一场土改运动，四、五百万乡村绅士们被扣上了恶霸、土豪、土匪的罪名而处决；接着是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了七百万到一千万人；朝鲜战争还没结束，又是一场三反五反的运动，几百万人为此又遭了殃；朝鲜战争结束了，共党仍没有发布与民生息的安民告示，反而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抢走了；接着又抢劫城镇工商业主的生意，工厂作坊都被抢走了。

共党的倒行逆施和暴力抢劫，引起了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于是共党马上对知识阶层痛下毒手。五七年的那一场反右运动使五百万人遭殃，至此士农工商四大行业被共党杀得血流成河，白骨累累，恐惧笼罩着中国大地。

从此人人自危，共党却得益了。五八年就患上了一场大炼钢铁放卫星的热病；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半就活活饿死了六千万百姓。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朝代都是一种宽松、向上、欣欣向荣，充满着活力的时期，或者是阶段，而唯有共产王朝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全民杀得是老老实实，又抢劫得一片赤贫。

数字显示，一九四九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5.7%；而六年以后的一九五五年，中国GDP则下降到了4.5%。把秦皇汉武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泽东，为所欲为的做了二十七年的皇帝。他的政绩有二：一是在他死后的一九七七年，中国大陆的GDP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只占全球的2.5%，是国穷民穷；二是死于他当皇帝的二十七年当中，至少有一亿两千万冤魂，绝不仅仅是八千万。

让我们从三个数字来估算一下。第一个数字是三年半的大饥荒，三十多年前的大致估计是饿死两千三百万人，有心的人始终没有放弃调查，不久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三千四百多万。十多年前，一项对四川省的调查震惊了所有的人。三年半的大饥荒，仅仅四川一省就活活饿死一千万，随着调查的深入，饿死的人数上升到了四千七百万。而今三、四年绝大多数人相信，至少有五千到六千万人是被活活饿死的。

第二个数字是十年半文革中，无辜死亡的人数，在二十多年前已经被确定为三千七百万。而第三个数字是二零零九年由学者们调查统计出来的。一九五零年大陆的人口是四亿多，但是监狱里就开始关押着一千万左右的囚犯，刑事犯却只有20%，其余的80%那是因为思想、言论、信仰和过去的历史，而形成的政治犯。

毛泽东这二十七年，这一千万囚徒的数字是长年保持，而且是只增不减，每年因秘密处决，酷刑拷问，饿死、累死、病死和自杀的数字都在一百万人左右。二十七年，那就是两千七百万人死于无声无息之中，外界是很难知道这些内幕的。

仅此三个数字，死于毛泽东之手的总人数就绝不低于一亿两千万。这后三十年共党是新建监狱，但监狱内仍旧人满为患，有统计表明，监狱内长年保持着两千多万人，而无声无息的死于监狱和劳改的人是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邓小平和江泽民喊出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的时候，有识之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是共党像全民发出的宣战书。六十年共党一手造成的民怨和民愤，到现在民怨民愤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民情，威胁到了共党政权。共党反过来就把含冤含恨的民众当成了敌人和对手，已经连续十几年了，每年共党都以两位数字的大比率投资花费在军费上。

从一九七九年共党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遭到了惨败以后，至今三十多年，再也没有感和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交手开战了。近几年虽然喊着不惜要和美国一战，但这也仅仅是喊叫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加强防备，或者是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那么着大笔的军费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大宗的开支，那就是贪腐，其余的是用于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用于对人民的内战的费用。一份报告提到，仅辽宁省在二零一零年的维持稳定这一项的开支，就高达二百二十三亿元人民币，这笔钱是超出了全省今年对教育和医疗投资的总和。辽宁全省的人口有多少，估计七、八千万人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辽宁的人民仍然可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省政府为每一位辽宁人已经预备下了三百块钱的“镇压费”。

各省区市也都在今年成倍的增加了本地区的维稳预算。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外逃去逃荒，这三个省区的政府却不做任何事去帮助灾民，反而把为维稳的预算增加了一倍，随时准备动用军警镇压灾民。

报告中还提到了，二零一零年共党还将招收五百万名的维稳新成员，增加现有的军警特的人数，在中国大陆一场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了。发动这场内战的是共党这个政权，内战的对象是全体的中国民众。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当年的军费开支是二百四十三个亿；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了一百八十三个亿。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在闲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一个共党的贪污犯，竟然把国家军队的四分之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共党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如此巨额的贪腐，又和刮地三尺有什么不同呢？

今年辽宁一省的维稳费用是二百二十三亿，全省几十万大小干部们准备从中贪污多少呢？全大陆三十个省区市，今年维稳总开支，至少会是七、八千亿。假如各地干部们贪污了一半，剩下的三、四千个亿，那就是共党用来打内战的军费。作个中国人难，就难对共党这种政权的不知所措上。

前三十年，因为一句话就可能送了命，使得不少的中国人失去了自我，采取了对共党是多磕头、多喊两声万岁，以躲祸的做法，勉强可以苟活。可是这后三十年，共党是与时俱进了，明火持枪的抢劫，要的是钱，喊万岁是无济于事的，在钱和命上，老百姓要做出明确的选择，要钱就不能要命，要命就把钱拿出来，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新解释。

在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全大陆上访的冤民总数是两万人；到了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冤民已经成为了一支三、四千万人的大军。多增加了五百万维持稳定的军警特务们当然是有必要的了。因为零九年冤民的队伍也在增加；这二零一零年的经济的大崩溃，大粮荒、大旱灾，瘟疫的大流行，必将使冤民大军的人数迅猛增加。稳定也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了，可是暴力又激发民变。

据了解，零九年全年，全大陆地区总共发生了十二万起民众抗暴维权事件，平均每个月是一万起之多。共党始终不明白的是，共党坚持极权专制，民间就必然发出宪政民主的吼声；共党贪腐，民间就必然要求法制；共党坚持镇压，民间就必然有抗暴的行动；共党肆意抢劫，民间就必然发动剿匪活动。共党不惜国败民穷，那么人民就一定会举行大起义。

共党的统治成本是贵得吓人，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省区市县的工程项目，投资款中的40%到60%是被权贵的装进了口袋。可是这些小到几千万、大到几千个亿的工程项目，最后都被计入了GDP，而且还在增长。现在我们就知道了，GDP的水分到底有多大了，贪腐是共党必将垮塌的标志之一。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中后期，腐败是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有钱的人，为了身份、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不惜花上几十万两银子捐个官，买官卖官就成为了清朝腐败的特征之一。但是清朝腐败也有一个底线，买来的官都不是实缺，而且是候补，无论花了多少钱，也只能买个候补知县，候补道台，至于知府和巡抚，那是花多少钱都捐不来的。

同时买来的候补知县、候补道台们，仅仅就是为了好看，既不能够参与政务，朝廷也不发给奉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花钱买官的人，到了任上刮地三尺，把买官的钱加上多少倍再赚回来。共党就没有这个底线了，十多年前，三、四十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少将的军衔，而且还是实缺，立时就去做军分区的司令官。

百八十万块钱就可以买个肥缺，到了现在据说，两、三千万块钱就可以买个市长、省长的实缺。官场成了商场，花了本钱，就要赚回利润，一本万利，地方的百姓不受穷苦，又如何凑得起地方官们的万利呢？这种无底线的恶习一开，共党自然也就算是烂透了。

胡锦涛09年宣布共党成员是七千万，天知道其中有几千万成员的党票是花钱买来的呢？后来有调查分析，说这七千万成员当中，年轻人占了60%以上。似乎是在表明这个党在蒸蒸日上，而且是充满着活力。

其实年轻人只要少吃一、两次饭馆，花上个几百块钱就能买张党票了。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挤进体制内，寻找机会再去买个官做。我并不是在说这些年轻人不好，而是他们就生长在这个腐败的大环境里。

不去读书的人，只要花钱，连毕业证书和学位都能买到手，这个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钱办不到呢？就是如此的腐败透顶的这个政权，增加预算是招兵买马，打着维持稳定的旗号，对全体民众宣战了。这里还有没有讲道理的余地呢？我看是没有了。既如此，那就全民团结起来，去推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