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导致不平等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图)

现在继“民工潮”、“下海潮”、“考研潮”，又迎来“国考潮”。国考”者，国家公务员考试也。这次报考公务员有140多万人，仅比今年考研少10万人。各行各业报名“国考”，火爆如井喷，成为中国一道风景线。

从“国考潮”反映出的问题

一是各行各业，不论失业，还是在业，千军万马赴“国考”，说明各行各业的社会就业环境不乐观，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丢掉现有工作奔“国考”；

二是表明公务员优越其他行业：一无失业后顾之忧，从此端上铁饭碗，旱涝保收；二能提高社会地位，过去是任何一个“大沿帽”都可欺负一个“破草帽”，如能戴上“大沿帽”，就可欺负任何一个“破革帽”；到处受人恭维，吃香的喝辣的，请客送礼，接红包；三能获取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在职时享受优厚待遇和丰厚福利，如官能升到省部级，退休后终身享受省部级待遇；四一人为官，鸡犬升天，家属可以仗势欺人，仗势发财，享有各种特权。

三是表明吃黄粮的开支增大。过去许多公务员辞去吃黄粮，下海去创造财富，现在上岸，离开创造财富，赴“国考”去吃黄粮，这一转化的原因还不值得深思吗？中国吃黄粮的人太多了。公务员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间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4%，到2005年增至 24%，将近1／4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务员消费，每1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国外比，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页)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邓聿文在《国富民穷，中国收入知多少？》一文披露：2007年财政部公布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实际政府收入为10.28万亿元，高出财政部公布的整整一倍。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讲，最近10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的比重大概为1：1。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有多少用于行政开支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出现“国考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国考潮”这种考试制度还会引发一个“国考”行业。如同考研一样，编写各种各样的辅导材料，办各种辅导班，在全国制造一个新行业，有人可大发其财。一个职位几千人争，141万报名者，被录取的只寥寥无几，浪费！浪费！

“国考潮”引起的深思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在文革中被批的体无完肤，“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使斯文扫地，中国文化沙漠化。这句话如果认为读书人高于一切，当然是错的。如果各行各业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掌握知识和技术，提高文明，表明读书的重要性，不应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人们又重视读书，对社会风气、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是大有益处。但应看到由于两种公有制(编者注：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不平等，造成二元结构，使城乡知识差距越来越大。在城市小孩都会用电脑，在农村成年人会用电脑的属于凤毛麟角。《人民日报》 2010年2月23日报导：“全国农民上网比例只有0.2%，主要在东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几乎是空白。近年来，由于学费昂贵，未来回报不确定，目前农村的大学生比重越来越少，即便是大学毕业也不回农村。城乡知识差距拉大，是导致农村穷困、愚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资本，就是财富。深圳开发时，街上的大标语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我国农民不会用电脑，既不能节约时间，又不能提高效率，在一个没有“金钱”和 “生命”的情况下，农民怎能致富？如果说“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那未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昧的农民。目前城乡差距比旧社会还大，这都是两种所有制不平等造成的，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市民优越农民。虽然农民有强烈的转变身份当公务员的愿望，但因先天差距，即便在机遇均等的条件下，最后被录取的要比城市少的多。

“学而优则仕”。过去把“学而优则仕”视为粪土，今“国考”它又堂而皇之入室，全国141万人，如同科考举子一样，去争一官半职。不过和过去科举不同，那时赶考的主要是举子，今日赴“国考”的是全国各行各业的优者，这种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表明百业不振，应考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出现优者“仕”，除了得利之外，还有东方文化的关系。为什么国外大官，如总统、首相的子女不会出现“高衙内”，他们都非常低调，生怕给父母惹麻烦。而在中国官员的子女，可以耀武扬威，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个小小的公安局的儿子，轧死人后，高喊“我爸爸是李刚”。在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讨好，在中国，谁都向市长讨好。在中国不把当官的看作是为老百姓这一父母做官，反把官员称为老百姓的父母。把为人民服务变为人民为我服务。法只治民，不治官，所谓刑不上大夫，大贪污犯不判死刑，只判死缓。深圳将奥巴马的弟弟推荐为义务形象大使，首先使人感到有趋炎附势之嫌。这种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其遗害无穷。“五四”提倡的“D”先生、“S”先生己束之高阁。而从“五四”打倒的孔家店里，抬出孔夫子，以兴国学之名，为其重修殿堂，再塑金身，一时掀起儒术热，不分糟粕和精华，大办《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儒书讲堂，读孔书、穿孔服、习孔礼，在一些地方成为时尚，尊孔、崇孔甚嚣尘上，还像教会一样把其推广到国外去办校。抬出孔子，希望以儒教来树立人们失去的信仰，用国学来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增加凝结力，缓解矛盾，维稳和谐。其实这不是爱国，是倒行逆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全民优则仕”，也就不足为怪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