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導致不平等 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圖)

現在繼「民工潮」、「下海潮」、「考研潮」，又迎來「國考潮」。國考」者，國家公務員考試也。這次報考公務員有140多萬人，僅比今年考研少10萬人。各行各業報名「國考」，火爆如井噴，成為中國一道風景線。

從「國考潮」反映出的問題

一是各行各業，不論失業，還是在業，千軍萬馬赴「國考」，說明各行各業的社會就業環境不樂觀，否則不會有這麼多人，丟掉現有工作奔「國考」；

二是表明公務員優越其他行業：一無失業後顧之憂，從此端上鐵飯碗，旱澇保收；二能提高社會地位，過去是任何一個「大沿帽」都可欺負一個「破草帽」，如能戴上「大沿帽」，就可欺負任何一個「破革帽」；到處受人恭維，吃香的喝辣的，請客送禮，接紅包；三能獲取高工資、高福利，高補貼，在職時享受優厚待遇和豐厚福利，如官能升到省部級，退休後終身享受省部級待遇；四一人為官，雞犬升天，家屬可以仗勢欺人，仗勢發財，享有各種特權。

三是表明吃黃糧的開支增大。過去許多公務員辭去吃黃糧，下海去創造財富，現在上岸，離開創造財富，赴「國考」去吃黃糧，這一轉化的原因還不值得深思嗎？中國吃黃糧的人太多了。公務員消費從1978年到2005年，28年間增長了140倍，佔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4%，到2005年增至 24%，將近1／4的財政收入用於公務員消費，每1個中國人負擔的行政管理費，從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萬美元的GDP負擔的公務員人數同國外比，中國為39人，美國為2.31人，日本為1.38人，中國相當美國的17倍，日本的28倍(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頁)據中央黨校《學習時報》鄧聿文在《國富民窮，中國收入知多少？》一文披露：2007年財政部公布財政收入為5.1萬億元，實際政府收入為10.28萬億元，高出財政部公布的整整一倍。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講，最近10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非財政收入的比重大概為1：1。預算外的財政收入有多少用於行政開支就不得而知了。這也是出現「國考潮」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是「國考潮」這種考試制度還會引發一個「國考」行業。如同考研一樣，編寫各種各樣的輔導材料，辦各種輔導班，在全國製造一個新行業，有人可大發其財。一個職位幾千人爭，141萬報名者，被錄取的只寥寥無幾，浪費！浪費！

「國考潮」引起的深思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在文革中被批的體無完膚，「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甚囂塵上，使斯文掃地，中國文化沙漠化。這句話如果認為讀書人高於一切，當然是錯的。如果各行各業只有通過讀書才能掌握知識和技術，提高文明，表明讀書的重要性，不應受到批判。改革開放後，人們又重視讀書，對社會風氣、提高民族文化素質是大有益處。但應看到由於兩種公有制(編者註：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不平等，造成二元結構，使城鄉知識差距越來越大。在城市小孩都會用電腦，在農村成年人會用電腦的屬於鳳毛麟角。《人民日報》 2010年2月23日報導：「全國農民上網比例只有0.2%，主要在東部地區。」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幾乎是空白。近年來，由於學費昂貴，未來回報不確定，目前農村的大學生比重越來越少，即便是大學畢業也不回農村。城鄉知識差距拉大，是導致農村窮困、愚昧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就是資本，就是財富。深圳開發時，街上的大標語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現在我國農民不會用電腦，既不能節約時間，又不能提高效率，在一個沒有「金錢」和 「生命」的情況下，農民怎能致富？如果說「一個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那未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是愚昧的農民。目前城鄉差距比舊社會還大，這都是兩種所有制不平等造成的，城市剝削農村，工業剝削農業，市民優越農民。雖然農民有強烈的轉變身份當公務員的願望，但因先天差距，即便在機遇均等的條件下，最後被錄取的要比城市少的多。

「學而優則仕」。過去把「學而優則仕」視為糞土，今「國考」它又堂而皇之入室，全國141萬人，如同科考舉子一樣，去爭一官半職。不過和過去科舉不同，那時趕考的主要是舉子，今日赴「國考」的是全國各行各業的優者，這種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表明百業不振，應考慮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中國出現優者「仕」，除了得利之外，還有東方文化的關係。為什麼國外大官，如總統、首相的子女不會出現「高衙內」，他們都非常低調，生怕給父母惹麻煩。而在中國官員的子女，可以耀武揚威，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一個小小的公安局的兒子，軋死人後，高喊「我爸爸是李剛」。在美國，市長見了誰都討好，在中國，誰都向市長討好。在中國不把當官的看作是為老百姓這一父母做官，反把官員稱為老百姓的父母。把為人民服務變為人民為我服務。法只治民，不治官，所謂刑不上大夫，大貪污犯不判死刑，只判死緩。深圳將歐巴馬的弟弟推薦為義務形象大使，首先使人感到有趨炎附勢之嫌。這種官本位文化，在中國可謂根深蒂固，其遺害無窮。「五四」提倡的「D」先生、「S」先生己束之高閣。而從「五四」打倒的孔家店裡，抬出孔夫子，以興國學之名，為其重修殿堂，再塑金身，一時掀起儒術熱，不分糟粕和精華，大辦《論語》、《三字經》、《弟子規》等儒書講堂，讀孔書、穿孔服、習孔禮，在一些地方成為時尚，尊孔、崇孔甚囂塵上，還像教會一樣把其推廣到國外去辦校。抬出孔子，希望以儒教來樹立人們失去的信仰，用國學來喚起人們的愛國心，增加凝結力，緩解矛盾，維穩和諧。其實這不是愛國，是倒行逆施。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全民優則仕」，也就不足為怪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