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一号大墓
正是周公庙遗址发掘的当天。中午，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记者结识了田亚岐。这是一位微胖的中年人，戴一副眼镜，脸黑黑的，一看便知是长期在野外作业的人。田亚岐是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凤翔雍城考古队队长，当年曾参加著名的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
田亚岐说，明天他将去礼县。记者一听礼县，出于职业的敏感，马上表示要随同前去。
陕西的凤翔与甘肃的礼县都不是寻常的地方——那是秦始皇的老祖宗们的长眠之地。
秦人崛起于甘肃礼县，在陕西凤翔的雍城一带休养生息250年，霸周原、都咸阳、灭六国，终成统一中国大业。其间，历经34代帝王(从秦庄公算起)，历时600多年。
今天，当人们看到虎视东方、生气勃勃的秦兵马俑的时候，也许会想，是什么力量使得秦人如此强大？这支部族是从哪里来的？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陕西考古所就已经把追溯秦人的足迹列为一项战略任务。他们完成了秦兵马俑坑的发掘之后，很快把目光从秦都咸阳，投向西线的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因为这正是秦人向东发展走过的路线。
现在，这条线路又开始向礼县延伸了。礼县之行显然有战略意义。
6个字颇费思量
“在西戎，保西垂。”这是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对秦人早期活动的概述。这6个字，苦恼了学者近百年。
上世纪初，学者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率先提出：“秦之祖先，起源于戎狄”。包括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在内的不少专家都赞同这个观点。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秦起源于东方，与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各种原因，秦人西迁到今天的甘肃东部。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西垂”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说“西垂”就是西部边陲之意，“保”就是保卫。这自然有一定道理，而且从历史文献来看，秦人到甘肃东部，确实起过拱卫周王室西部边陲的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保”可作别解，“保西垂”就是在西垂之地建立城邦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西垂就不是泛指边境，而是一个特定的地点了。
盗墓贼抢先出手
正在学者们各抒己见、苦苦找寻之时，盗墓贼的鼻子却已抢先伸向了西垂之地。
一个个消息从礼县传出：大批先秦青铜器、金器、石磬在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许多器物已经流向海外市场。
原来礼县就是西垂！大堡子山就是埋葬秦始皇先祖的西垂陵区！
甘肃考古所考古部主任祝中熹后来著文谈及此事时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嬴秦西垂公陵的发现并非考古界的业绩，却缘于当时十分猖獗的盗墓黑风。”
据他介绍，大约从1987年起，盗墓者不知凭什么感觉，选中了这片山地，盗墓黑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到1993年达到高潮。全县36 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56个村的人参加，最多时一次出动300人，以至于山坡上出现了卖吃食饮料的摊位。犯罪分子驾驶汽车、摩托车，手持大哥大、对讲机，自带枪支、匕首，站岗放哨，肆无忌惮。在盗挖中，珍贵的礼乐石磬，被当场砸成碎块，带有精美图案纹饰的金器被当场以每克85元的价格卖掉。
后来前去调查的考古学家戴春阳，是这样描写劫后的大堡子山的：“整个山坡满目狼藉，遍布密如鱼鳞、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盗洞”，这位学者用“颤栗”二字来形容他当时极度沉痛的心情。据介绍，大堡子山上的两座大墓足足被盗挖了9个月！
1993年，原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从香港抢救性地购回了秦公鼎、簋等6件礼县出土的青铜器。这些器物清清楚楚地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的字样。青铜器铭文证明，大堡子山就是两位秦公的墓地，他们是首次被周天子封为诸侯的秦襄公，还是后来带领秦人从西垂走出大山，定都“渭之会”的秦文公？目前尚无定论。
5路人联手考古
正因为有上述背景，记者一定要到礼县去看个究竟。
10月18日夜，两辆小车摸黑驶入礼县。礼县位于天水西南，西汉水的上游地区。与记者同行的除了田亚岐，还有陕西考古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博士，他们对西垂陵区有过一番实地勘探与研究。
到达礼县考古站，记者这才发现，原来这次活动并不只是陕西所一家的行为，而是由甘肃考古所、陕西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5家单位发起的一次联合行动，甘肃所副所长王辉博士担任联合考古队的队长。
今年4月，联合考古队已对礼县作过一次缜密的调查，这一次是在上次调查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现。礼县一些地方至今仍保留着木轮双辕车这种先秦时期最流行的生产生活方式。
“葫芦”印证文献
第二天一早，在袅袅的晨雾中，礼县完完全全露出了真面目。这是一个盆地，四面环山，西汉水泛着银色的光斑，在盆地中央缓缓流过。昨夜，小车就是沿着盆地边缘，在山脚下驶过的。而那座出了名的大堡子山就是我们路过的一个山坡。
在张天恩指领下，记者登上了大堡子山。山不高，而且山坡十分平坦。张博士遥指远处电线杆说，秦公的两座墓就在这电杆附近。山坡上是一片片绿茵茵的麦苗，当年盗痕已难找寻。但是，一片绿地下面，留给考古学家的是两座空荡荡的墓穴。
站在大堡子山上，可以看到西垂盆地全貌。“实际上，这个盆地形似一个葫芦。”张天恩告诉记者：“大堡子山正好坐落在‘葫芦’的腰部，古代秦人为陵地选的位置太好了。”
史载，秦人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眼下这一片盆地就是秦人当年放牧、耕作的场所。到汉代，诸葛亮“六出祁山”反复争夺的祁山也在这一带，可见古代这里应该是一块水草丰盛的好地方。
张天恩说，考古调查业已证明，早在商代后期，周文化就已经进入这一地区。同时，在盆地中还发现了18处寺洼文化遗存，大都在“葫芦”底部(见图)，而“葫芦”的上部，亦即盆地的北部，发现了大大小小28处周秦文化遗址。寺洼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古代氐羌族(也是西戎族)的遗留。
张博士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试想一下，两种不同文化的人群，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当然不难推测这是一种对峙状的分布，或彼此进退，杀伐之声盈耳；或鸡犬之声相闻，而互不来往；或平和相处，互通有无。这正印证了司马迁‘在西戎，保西垂’的记载。”
与“西垂”同时出现在古文献中的还有“西犬丘”和“西畤(音止)”。张天恩用手指向与大堡子山隔水相望的一片绿树葱茏处说，文献中的西犬丘极有可能是西垂的都城，1998年在这个名叫赵坪的台地上曾经出土过一批先秦贵族器物。张天恩认为，如果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发现，西犬丘非赵坪莫属！礼县赵姓居民特别多，光是赵坪这一地名就有两处。赵与嬴本是一家，这也隐隐说明，礼县确是秦皇故里。
古人重视祭祀，有“国之大事，在戎与祀”之说。西就是秦人祭天场所。记者随考古队驱车来到一处山腰，山腰上有一片片平坦的土地。在考古人员指点下，记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盗洞，有的还很新鲜。田亚岐告诉记者，古人建立一座城市，有3个场所是必不可缺的：一是都城，二是陵区，三是祭坛。现在这三处地方在礼县都找到了线索。
在山腰处，有一座山丘，平时云来雾去。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习惯于以这里云雾的多少来判定天气，而古人则认为云雾是与天相连接的；而且这里还发现过古人祭祀遗留的兽骨。据此，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极有可能是秦襄公被封诸侯以后祭天的场所。
目前礼县只发现了两位秦公的墓葬，但张天恩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埋在这里的应该还有1到2位秦公。他期望今后的发掘会有新的发现。
从西垂东进雍城
秦人在西垂与西戎相峙相融200多年。从秦文王起，秦人开始走出连绵起伏的陇南山地，向东发展，先后在“汧渭之会”与稍稍北面的雍城建都，历时294年。
秦代的雍城建在凤翔县城南边的一片开阔的台地上，雍水就在台地南面流过。在去礼县前一天，记者夜宿凤翔，正好看到陕西报纸刊发的新闻：凤翔长青乡孙家南头村发现《史记》中提到的秦都“渭之会”遗址，发掘清理秦墓百余座，出土了一批秦器。孙家南头村台地东约300米的高台上还发现了先秦的建筑遗址。这正是田亚岐和他的雍城考古队长期在这一带工作取得的业绩。
孙家南头村位于河东岸，离河与渭河交汇处不远。秦人在“渭之会”虽说只驻留了48年，但这是秦人从山区来到平原、准备入主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而且，秦人先祖就是因为在这一带为周王室牧马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的。因此，“渭之会”对于秦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秦人“在西戎，保西垂”，实际上始终没有过上好日子：国君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有一次甚至连都城犬丘都被占了，险遭灭族之灾。最后还是周天子派了一支7000人的大部队，才保住了西垂。
秦人来到“汧渭之会”与雍城，仍地处偏僻，“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们不甘落后，发愤图强，制定刑法，设立史官，积极参与诸侯间的外交活动。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在雍城完成的。变法后的秦，国势大振，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在凤翔逗留时，记者参观了赫赫有名的秦公一号大墓。这座属于秦景公的大墓，占地5000多平方米，墓室像一座嵌入地下的倒“金字塔”，光是底部面积就已经接近2个国际标准篮球场的大小。墓底距地平线24米，相当于8层楼高。墓的总体积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晚于它400年的我国近代发掘的最大墓葬——马王堆一号大墓大20倍，是迄今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人殉186具，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墓葬中人殉较多的。
而如此规模的秦公一号大墓仅仅是雍城13个陵区中的一个陵区中的一座墓葬而已。占地22平方公里的雍城陵区，面积相当于今日城墙范围内的西安市。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逸。
从咸阳到西垂，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挖掘与研究终于发现，秦——正如古文献所记载的——实际上是一个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部族。从西垂到咸阳，倔强的秦人背负伟大的使命，走了整整600多年，虽百折而不回。正是这样伟大的生命力，最后推动中国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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