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评中国“维稳”走向反面

“维护社会稳定”简称“维稳”，已成为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疼问题。一些体制内学者批评政府的维稳作为，指出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比如，二零一零年八月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二零一零年九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十八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美其名曰“维稳”。

最近中国大陆《国际先驱导报》就“维稳”问题采访一些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政府维稳已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建嵘认为，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汪玉凯更表示，一些部门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