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社會穩定」簡稱「維穩」,已成為成為中國政府的頭疼問題。一些體制內學者批評政府的維穩作為,指出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維穩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維穩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庇護傘。比如,二零一零年八月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標,當地政府部門隱瞞檢驗結果的藉口,竟然是為了社會穩定。二零一零年九月,河南商城縣蜱蟲疫情導致十八人死亡,然而當地政府同樣以維穩為由,拒絕公布死亡者名單。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遷,也美其名曰「維穩」。
最近中國大陸《國際先驅導報》就「維穩」問題採訪一些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於建嶸認為,政府維穩已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把一切抗議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藉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十分巨大。於建嶸認為,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了穩定,不惜犧牲民生;為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遊街批鬥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了穩定,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麼?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表示:政府在維穩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失誤,就是過度依賴警力、依賴外在手段。「我認為,這不應該是我們的維穩思路,但是這樣的思路現在卻佔據了政府維穩方式的上風。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維穩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其實,很多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臺的政策越來越有利於富人,越來越有利於壟斷行業,那麼工人、農民、打工者等弱勢群體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會越來越弱。這些佔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如果沒有話語權,沒有利益表達的途徑,我們的社會怎麼可能穩定?汪玉凱更表示,一些部門是把群體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達其實是正常的,不應用維穩概念壓倒民眾的利益訴求。「老百姓是社會的權利主體,國家的主人。政府是為主體服務的,只有維護老百姓的權利,執政才有合法性基礎。在維護個體權益的前提下談和諧,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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