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9月，有同学问我：我省下乡知青们排练了一台歌舞，纪念知识青年下乡四十周年，要不要看？我回答：算了，我从报道里知道省里有政要人物鼓吹督率，怕是要按“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无悔”的路子走，不看也罢。
翌年春节，有同学送我一册下乡知青怀旧文集，叫《精彩人生》：
《精彩人生》封面
翻阅之下，不禁有了要了解知青晚会的冲动，于是设法去买了一张晚会实况的碟片来看：
晚会实况碟片封套
在看过文集和晚会光盘之后，我却陷入了迷惘。在读到的文字中，我没有见到苦难；在看过的影像中，我只看到了欢乐。
如此绚烂多姿、欢乐妙曼的生活景象描绘，果然是灼灼其华啊！如此一来，会不会使得我们的后代发问：你们的青春时代如此美好，“上山下乡”这么灿烂浪漫，是真的么？
（二）
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真正的人道灾难，假如说，它在早期还有为劳动力找出路这样一种合理成分外，那么，在“文革”中，则是当做政治运动来办，用国家意志取代个人意愿，无视并践踏个人的权利，用超高压手段推行集权体制的指令，它毁灭了无数的青春，造成了不尽的人间灾难。
不要对我说：当时国家很穷，要靠全民去打拼。国家为什么穷？为何在和平时期会饿死几千万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大饥荒的见证者）值得深入探讨，但这不是本文能承载得了的。描绘出一个动人的仙境，然后剥夺你的一切，说是为实现这个仙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希特勒、斯大林也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卲燕祥先生指出，这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的体制，可谓一言中的。
其实判断“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合理合法、符合人道人伦，只需一条标准：它是自愿的么？正如吴道平在他那知名文章《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里说的：“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1968年10月开始，66、67、68三届高中生绝大部分分配农村，初中生除了部分升高中外，也一律分配农村。而上高中学生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好”。当然，有办法的一部分学生，已经先行进了军队。
政令一下，那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无论你有多大的困难。如若你思想未通，有可能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来对待。最通常的做法就是“车轮战术”：学生、老师、工宣队轮流上门逼迫就范。再不成，就通过家长单位“做工作”。
今天，一个“做工作”的字眼，脱离了当时的场景，显得轻巧平淡。只有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方才知道：何止这么简单。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来看，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集中营。政权通过一个个“单位”实施对人的控制，人在某“单位”，供给关系也就固定在该“单位”，连无业人员也必须归属某居民组织。再加上严密的户籍制度，使得个人脱离了“单位”，绝无生存之可能。加上政治上“阶级斗争”的高压，一旦有所闪失，例如情急之中说错一句话，就会被打入阶级另册，那就不止祸及自己，而要累及家人了。故此，所谓“做工作”也者，实质就是用生存来威胁你，威胁你全家。
再且，对于接收知青的农民来说，他们祖辈生存的土地，能容得下外来的一群人吗？事先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没有，同样没有自愿，他们像农奴一样，早就被剥夺对土地的支配权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多少人间悲剧上演了。
（三）
2004年，《凤凰卫视》制作了一辑关于当年云南知青的的片子，其中说到一位知青，为了抓住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争取到复习功课的时间，以脱离农场，竟然叫同伴用割草刀划向自己……
不必枚举知青生活的苦难了吧，只需看一下1979年云南知青请愿、绝食、卧轨，以及之后的胜利大逃亡一幕，就知道“上山下乡”运动何止是不太美妙。
下面用一组1979年云南知青请愿的图片来说话：
用割腕、卧轨、绝食来表达要求回城的诉求，难道都忘却这个创痛了么？
（四）
一部分知青回城后，由于自己的禀赋和努力，事业获得了成功；这一部分人，有的不乏善良人性，回馈社会，回馈曾经收留过他的地方。他们的回忆，就可能少了些苦难，即使有，也是作为之后精彩人生的比衬来反映。不少人，通过农村的历练，确实也增强了面对困难的能力。然而，这能成为赞美苦难的理由么？
而绝大部分知青，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蹉跎岁月，颠仆求存，下岗“买断”，困顿终生，现在步入了暮年。生存压力的逼迫，加上舆论管制的严苛，他们的声音，根本不能反映出来。
倘若在民主、多元的社会，这就根本不成一个问题，你可以唱“青春无悔”，我可以叹“青春有恨”，各自表达。然而此间风景不同，好了，现在我明知故问一句：我准备排演一台歌舞，名字叫做《被放逐的青春》，可以公演吗？
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把“青春无悔”论直斥为“受虐狂”，他引用德国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先生回忆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为知青个体，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知青历史。施特劳斯先生说，他的个性形成，领导能力的增长和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要归功于他在二战中的六年戎马生涯。但是，他说，“如果事先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塑造和求得自己的个性接受这样一个学徒期，我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事实上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人们反思知青生涯，应该有这样的理性和逻辑。
“无怨无悔”或“青春无悔”，当然可以作为个体励志的姿态或心态，但如果是有意无意地用来替代对那场运动的定性或概观，尤其是试图将其提炼、固化为一代知青的群体话语，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五）
在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纪念来临之际，《人民日报》要编大型纪念册了，请看它的“征稿启事”是怎么说的：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史无前例的壮举，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只要加上“伟大领袖”、“三大革命运动”等字眼，把“广大农民群众”改回“广大贫下中农”，活脱脱就是一份当年的社论的话语。
这就是“舆论导向”，这就是“苦难”不见了的原因。
偏偏有人要依着这种路径说“青春无悔”，林语堂先生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的。”（《我要骗人》，六卷，P485）
瞧，他们又变成洁净人物了。
（六）
为了免除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种苦痛的可能，说出我们的苦痛吧！
我永远不能忘记《凤凰卫视》2004年那辑知青节目最后的情节，一位四川知青对着镜头，用川音说：
“有人说：青春无悔，你无悔，你回去嚒！我悔！我悔到肠子都青喽！”
这句话摄人心魄，连老天听了都要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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