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应对“民变政治”无良策(图)

冤民大军（资料图）

军方担忧亚丁湾局势突变

中共外交情报系统也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对突尼斯发生的“民变政治”尽力淡化其国际影响。埃及事发后，还极力嘲笑美国两边下注的策略而认为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月二十七日也门大规模抗议发生后，军方情报系统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力称：事态恶化后会影响中国在亚丁湾的军事存在，乃至威胁到伊朗至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安全。

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也门与海盗风行的索马里隔海相望，是红海的南部门户。阿拉伯海西岸的亚丁湾就是以也门的重要港口城市亚丁命名的。

埃及政局动荡不大可能影响中国的石油安全，很大可能是增加对欧洲出口商品的海路运输时间。中共一直认为其外交情报系统做得比较好，能够应对维基泄密那样的挑战，因此中国版的“茉莉花革命”发生的概率极小。

高层担心士兵被访民感化

与外交情报系统的判断相反，社会科学院一位于姓学者坚持认为长期驻扎在北京的大量访民是酿成中国“民变政治”的最大诱因。这位学者被传受胡锦涛信任，胡曾亲批拨款三百万资助其研究三农问题。

于姓学者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件建议高层批准使用军队，对长期驻扎在北京的访民进行全面清理与遣送。此信引起政治局极大的关注。据悉，二月一日晚上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特别是北京发生“民变政治”的可能性。对于调动军队清理和遣送访民的建议，军方予以坚决否定。有军委会成员指出：士兵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村，他们对上访群体具有天然的同情感，一旦士兵受到访民中“能量分子”的煽动，至少士兵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军队所灌输的政治立场。

另外，军队腐败远远烈于地方。士兵是军队腐败的当然受害群体，两大弱势群体产生共鸣后，会出现权力高层难以想像的结果。因此，动用军队驱赶访民的建议遭到了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否定。

反普世价值派遭间接打击

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政治风波，从客观上对中国国内反普世价值的力量是一种打击。也有体制内学者称：北非暨中东地区的政治剧变是全球第四波民主化的开启，必将对中国发生深刻影响。胡锦涛借访美成功不仅要反击从前藉批普世价值而掣肘其决策的党内左翼，而且还要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因此，派出政府观察团去苏丹考察与观摩南北分立的公投，并直接向苏丹公投活动提供五十万美元的现汇资助，以及价值二十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

苏丹北部是红海交通要冲的中间点。苏丹港位于红海西岸，是南部石油出口的必经之路。中国对苏丹南北两大政治力量同时支持，是谋求最大利益的举动，与美国在埃及两边下注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可以肯定地说，苏丹南北分立会对中国的疆藏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胡访美期间，对欧巴马承诺“重启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并维护藏族地区的文化与宗教传统”。换言之，胡在外交和对藏问题上还是保持着最高掌控权的。为了防止西藏形势复杂化即形成苏丹第二，有可能在年内对达赖喇嘛作出较为明显的让步，据称至少是可以看见的象征性示好。

内政越来越受国际局势影响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为了降低“民变政治”的发生概率，胡表示年内干部的提拔要向平民子弟与技术人员大力倾斜。如果消息属实，倾斜政策的象征意义仍大于实际意义。民众对官二代现象的愤懑情绪已经到了极点，这种情形与埃及、也门两国抗议者反对权力世袭一样，本质上都是要清除社会不公。埃及目前是预计接班的穆巴拉克之子逃亡，等于放弃了继承；也门的情况稍微差一点，萨利赫宣布坚持到二○一三年任期结束，但儿子不会接班。

无论如何，除了官二代这样明显的社会不公外，中国社会还存在官权狂霸、经济利益暴力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官权狂霸导致了民众直接的仇警情绪，经济利益暴力化导致了民众直接的仇共情绪。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民变政治”因素积累之高是因为政治制度效率已经十分低下，需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前景仍然是：改革，有些乱，共产党可能还有些出路；不改革，必然乱，共产党将成为新一轮社会革命的对象。

后者已经被“延安儿女”一代权贵阶层所忧惧，所以，他们现在努力敦促中共十八大实行有效的体制改革，如党内的执行、监督、决策之“三权分立”。但没有任何消息证明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最高权力当局的表态，不管是反对或支持，都没可証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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