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体事件根源是制度性的 ”

2月25日，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和圆桌讨论会，探讨中国群体抗争事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中共当局的反应，以及中国维稳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中国研究部亚洲安全分析师莫瑞•斯哥特•坦纳就中国近年来群体事件激增的原因作证。他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从1993年到 2000年的头十年里，中国的社会群体抗争事件几乎逐年增加。许多政策分析师指出，官方公布的群体事件从2004年74000起，2005年87000 起，2006年达9万多起；虽有一位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的群体事件数目有少许下降，但官方的数字仍表示有显著增加。2008年，尽管政府努力使群体事件在北京奥运前有所下降，但春天和夏天仍发生了数起影响很大的事件。314拉萨暴乱、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奥运会后群体事件显著增加，使2008年达到了12万起。虽然目前尚没有2009年和2010年的正式数字，但根据一些知名中国学者的研究，2009年的群体事件数量在经济复苏中大大攀升。

坦纳指出，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群体事件的根源是经济性的。但他认为，过去18年中国群体事件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是因为现有体制未能向公民提供有效、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许公民寻求对触发群体事件的冤屈的救济。他指出，政策分析数据显示，触发群体抗争事件的一系列冤屈，过去10年中并未得到改善，这些包括了非法圈地、强制拆迁、克扣工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以及地方当局拒绝接受公民的上访等。

坦纳说，中国政府并非不重视制度原因。相反党和政府发布了无数讲话、文件、规定和法律，反复要求必须结束这些非法行为。但是，中共喜欢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地方当局遵守法规进行监督。而实际上中共领导必须不断重复发布指令，要求停止促成了群体事件发生的这些对权力的滥用。这种反复的现象说明了执行法令机制的缺失。他同时还指出，北京过去10年里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动的、承诺增强公民参与、监督和影响力的法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采取犹豫不决的立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村委会直选、法院和检察院的独立，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等。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当局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资深研究员斯蒂文•顿纳维作证时指出，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形成的核心挑战是当局继续实现经济成长的能力。GDP平均年增长8%被视为保持稳定的起码指标。但是顿纳认为，有实质性理由对中国继续快速增长的能力提出质疑，除非中国在经济政策上采取重大改变并进一步实行济改革。他指出中国经济难以继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有二：一，中国的经济模式，即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将不能继续产生快速增长；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会继续制造障碍，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顿纳说，使中国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一个基本和重大的政治问题是，目前尚不清楚建立一个更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是不是与中共继续控制整个国家的愿望相一致。顿纳说，东亚有许多长期一党控制的政府，如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成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但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并能够将经济从政治控制中分离出来。但中共看起来并不愿意放弃对经济的控制。

顿纳说，虽然中国当局认为有充分时间来实现经济转型，但现实是，他们拥有的时间比他们认为的要少得多。目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比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的外部环境差得多，而这种对中国来说较差的外部环境将持续一段时间。在此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其他国家会更强力敦促中国改变其对外政策，要求人民币更快升值。

顿纳说，与此同时，由于2012年中共18大的权力交接，老的领导人已经无意加速中国的改革，而新的领导人也不会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更具决定性的步骤，因为中共的决策机制仍将是集体共识驱动模式。由于中共关键利益集团间的意见分歧，有关环境、政策改变和为经济再平衡采取的必要的改革措施将更难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