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群體事件根源是制度性的 」

2月25日，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和圓桌討論會，探討中國群體抗爭事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根源，中共當局的反應，以及中國維穩面臨的主要挑戰。

美國智庫海軍分析中心中國研究部亞洲安全分析師莫瑞•斯哥特•坦納就中國近年來群體事件激增的原因作證。他指出，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從1993年到 2000年的頭十年裡，中國的社會群體抗爭事件幾乎逐年增加。許多政策分析師指出，官方公布的群體事件從2004年74000起，2005年87000 起，2006年達9萬多起；雖有一位分析人士認為2007年的群體事件數目有少許下降，但官方的數字仍表示有顯著增加。2008年，儘管政府努力使群體事件在北京奧運前有所下降，但春天和夏天仍發生了數起影響很大的事件。314拉薩暴亂、貴州的瓮安事件、雲南的孟連事件。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奧運會後群體事件顯著增加，使2008年達到了12萬起。雖然目前尚沒有2009年和2010年的正式數字，但根據一些知名中國學者的研究，2009年的群體事件數量在經濟復甦中大大攀升。

坦納指出，許多中國學者認為群體事件的根源是經濟性的。但他認為，過去18年中國群體事件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是因為現有體制未能向公民提供有效、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許公民尋求對觸發群體事件的冤屈的救濟。他指出，政策分析數據顯示，觸發群體抗爭事件的一系列冤屈，過去10年中並未得到改善，這些包括了非法圈地、強制拆遷、剋扣工資、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以及地方當局拒絕接受公民的上訪等。

坦納說，中國政府並非不重視制度原因。相反黨和政府發布了無數講話、文件、規定和法律，反覆要求必須結束這些非法行為。但是，中共喜歡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對地方當局遵守法規進行監督。而實際上中共領導必須不斷重複發布指令，要求停止促成了群體事件發生的這些對權力的濫用。這種反覆的現象說明瞭執行法令機制的缺失。他同時還指出，北京過去10年裡對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啟動的、承諾增強公民參與、監督和影響力的法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採取猶豫不決的立場。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村委會直選、法院和檢察院的獨立，以及人民代表大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等。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是中國當局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資深研究員斯蒂文•頓納維作證時指出，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形成的核心挑戰是當局繼續實現經濟成長的能力。GDP平均年增長8%被視為保持穩定的起碼指標。但是頓納認為，有實質性理由對中國繼續快速增長的能力提出質疑，除非中國在經濟政策上採取重大改變併進一步實行濟改革。他指出中國經濟難以繼續快速增長的基本原因有二：一，中國的經濟模式，即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增長將不能繼續產生快速增長；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會繼續製造障礙，對經濟快速增長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頓納說，使中國實現經濟平衡發展的一個基本和重大的政治問題是，目前尚不清楚建立一個更為市場導向的經濟是不是與中共繼續控制整個國家的願望相一致。頓納說，東亞有許多長期一黨控制的政府，如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都成功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但是這些國家都願意並能夠將經濟從政治控制中分離出來。但中共看起來並不願意放棄對經濟的控制。

頓納說，雖然中國當局認為有充分時間來實現經濟轉型，但現實是，他們擁有的時間比他們認為的要少得多。目前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比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的外部環境差得多，而這種對中國來說較差的外部環境將持續一段時間。在此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其他國家會更強力敦促中國改變其對外政策，要求人民幣更快升值。

頓納說，與此同時，由於2012年中共18大的權力交接，老的領導人已經無意加速中國的改革，而新的領導人也不會在經濟政策上採取更具決定性的步驟，因為中共的決策機制仍將是集體共識驅動模式。由於中共關鍵利益集團間的意見分歧，有關環境、政策改變和為經濟再平衡採取的必要的改革措施將更難以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