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时，我认识和熟悉的几个朋友“出了事”，这是“被死亡民族”的前兆；我这不是在说狠话，倘然哑语状态下的国民，有那么几位思想的先驱，他们的自 由和生命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只有两种命运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这个民族的子子孙孙——要么如家奴一般地活着，活着如同死亡，要么，在铁网和刺刀下获得新 生。
四川作家冉云飞和渺小女士（本名梁海怡 ），他们都是忧国忧民、一腔热血的“好人”，绝对的大好人。我现在只能用“好人”来概括一切为他人自由和幸福受苦受难的同胞，他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已然先于 我们而觉醒的灵魂痛苦，而且承受着肉体的摧残，承受着超越宪法框架的可耻的牢狱之灾。
我心里很难受，出其愤怒，不得不说。诗人但丁以地狱之火惩罚罪人，倘然国家机器实施罪恶，徒有笔墨和嘶哑喉咙的文人是无力的，波兰诗人克里尼基说：“好诗改变不了一个暴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暴力，“好诗”也无法改变。
藉此形成巨大的空白，恍然“文革”时期浩瀚的文学沙漠。于沙漠中行走的自然是勇士，勇士一个个倒下去，一方面撞击活着的人的神经，另一方面，是民族 精华的损失。我不会害怕什么，我敢于说：他们的“因言获罪”再次地昭示出了国民较普遍的无自由状态。此种令人羞耻苟活的状态，我不知道还将延续多久，而 且：目前我一人带着个刚刚上中学的儿子，倘然因此我也被迫卷入——如果仅仅因为写作及道义支持（他们）而获罪，我只能、我必须——我将视死如归。
最后说一句：在整个民族哑语的状态下，我希望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自由派人士都要注意方式，特别是要保护好自己。给民族留下一些自由的火种。
为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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