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下卷 第六章第六、七节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将 “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是 “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
　　
第三、时期不同而选拔各异。基于上述用人原则，即组织路线，中共亦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选拔手段。
　　
一、建国之初，根据农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权后进行党内分封，使参加过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个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权力和 “爵位”的终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该我坐”这样一个普遍的党人心理。这就使任何对中共的不满或反对，都会被视作“要抢它的江山”，从而被中共深恶痛绝之，更要严刑击杀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叫嚣“江山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抢，也要拿血来换”和“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组织路线上一是任用所谓出身好者，二是任用无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强调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四是采取将工农兵送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五是大量提拔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提拔曾积极向共产党告密者和帮助共产党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国大陆党政各级权力岗位上的老共产官员，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党整人的历史，其中有大多数人欠有血债，甚至是大笔血债。文革十年，上述种种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数，曾上打走资派、即打过提拔他们的恩人，下打过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党脉而能随机应变，故文革后仍能据高位，善始终。
　　
三、一九七八年以后，因邓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识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组织路线亦开始有了改变。在一九八三年的“机构改革”和“调整领导班子”中，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不计出身地提拔并重用了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名额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区别，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居多，行政、党政和要害部门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确划分，有的纯为对外统战的需要，诸如特别提拔在海外和在台湾有影响的华人国内亲属。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成为对党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属于品学不够高者，还有一些是野心、权力和欲望较强者。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即“混混”多而贤者少。当这样一些“内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其对于真正内行的“控制与压迫”，常常并不稍减，有的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共的帮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能信任与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部对被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了一次考查。对其中一些参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者，进行了坚决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中态度暧昧、立场不稳、有同情学生运动言行者，则采取调职的办法，使其脱离重要岗位，或加派信得过的干部去进行领导和制约。例如，在历来由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担任主席和书记的文学艺术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强领导”，使文艺界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后，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一方面执行了一条“唯坏人和小人是举”的政治路线，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厌恶者，便会成为它要提拔与依靠的对象。民间所谓“鸡鱼肉鸭不再用，乌龟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发。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提拔了这样一批“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恶棍以治国制民”的绝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仅促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彻底觉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开始走向了醒悟。这种醒悟，一方面表现在“及时行乐和搞钱留后路”的消极作为上，一方面则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上。特别是对“六四”之后，按中共中央“层层清查”的要求应予以处罚、处分和清洗的对象，各级党政机关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党政领导，除掉对其中突出者不办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将就者则尽量将就，能帮其隐瞒者便尽量帮其隐瞒“过关”。虽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曾认为自身的“革命江山势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和他的中共则已日渐丧失了这样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权力和层层权力的交接，所带来的对“接班人”的选择，就成为中共江山如何传宗接代的大问题。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机构改革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鹏、李铁映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开始接班掌权。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他们的后代来接班，他们最放心的理论，亦在党内公开出笼。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在每一位部长以上干部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向其询问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为最好。从此，中共各级党委纷纷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谱系既已绘成全图，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后，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共的未来江山忧心忡忡，从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权、商两个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连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一样要其子弟来接班，他们才能放心。被杀的李济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对于“老革命”的革命分封，变成了八十年代对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国共产党由是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开创了层层级级和方方面面均由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女婿媳妇全面接班的“崭新历史景象”，不仅全面复辟了秦以后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上早已没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将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没有的荒诞地步。因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除掉皇位由皇子传承以外，对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晋爵位，而不授实权和官职。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晋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样不能不经过考试而“子继父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坏当权宰相秦桧，其子就因为在殿试中落第，状元即被安徽一个贫民知识分子张孝祥所得。
　　
中国共产党虽因他的一整套组织路线，而帮助它巩固了党权和政权，并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一整套组织路线，作为其专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开始随着其权力结构自身的锈蚀，而就要濒临彻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干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 “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12 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13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 “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14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 “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