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下卷 第六章第六、七節

六　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組織路線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無制度的官吏選拔制度。而所謂無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制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制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制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制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干年，文件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 「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制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儘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制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制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 「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麼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制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黨權和黨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黨權處之。這就造成了黨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黨，黨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黨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鬥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黨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著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於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 「爵位」的終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黨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黨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採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份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份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份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份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份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臺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慾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制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份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份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採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制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黨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份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臺」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制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黨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對象，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餘都是能將就者則盡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盡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麼，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黨」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黨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臺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和君主專制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將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份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黨權和政權，並得以苟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制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著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鏽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黨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制體制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制權力之下。其專制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制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制王朝「積穀」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徵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徵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佔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雇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雇農，其僱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雇農亦同樣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雇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雇工。而這個雇農和雇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瞭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制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 「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餘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12 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亙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13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於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倖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制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黨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於作為黨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翁」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 「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佔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餘作為剩餘價值被國家拿走，剩餘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14 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黨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制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畫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畫，即計畫因權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餘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 「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干、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畫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畫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其專制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制國家不能想像。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畫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畫更無秩序的專制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制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採用的超級專制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裡，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臺。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准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制度本質是專制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制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干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佔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制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像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制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專制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畫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制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制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制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