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从日本地震中所感悟到的（图）

对照日本的这个超强地震，3月11日中国云南盈江发生的5.8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
这次震级低得多的地震，却造成5个县市34.46万人受灾，数百人伤亡，上万人露
宿街头，受灾百姓大逃亡。

日本此刻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地震、海啸和核电站目前所构成的共生灾害非常严峻。也因这种非常严峻，日本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坚忍与克制更让世界感动。

1995年神户大地震发生时，互联网还未普及，因此人们对日本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坚忍与互助并没有直观的感觉，但这次不同了，互联网的及时性让世界见识了日本民族的优秀禀赋。

对于中国人来说（政府、愤青与五毛除外），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因为就在三年以前四川汶川发生了地震，那场地震中天灾与人祸纠结在一起，导致国人的创伤迄今还未平复。因此，中国人在这次日本地震中看到的更多。

首先是日本政府的应急管理与信息公开。日本政府有关震灾的信息全部公开，这次日本的震级高达罕见的9级。通过这次灾后应急，中国人看到了日本救灾防灾体系的完善。其中让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与巨大的灾害相比，伤亡程度很小，除了海啸卷走的人之外，9级地震只死亡了6 千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当年汶川地震的震级是7.8级，死亡人数共达85000多。在信息透明方面，日本政府并不掩饰任何灾情，外国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采访，赶赴日本的各国救灾队伍也都及时投入工作。而当年中国汶川地震之时，所有的外国记者只能在指定地点采访，许多外国专业援救队伍到了中国却不能及时进入震区实施救援。有关地震死亡人数尤其是小学生死亡人数，至今未见公布，调查此事的谭作人则被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三年。

其次是日本建筑物那令人赞叹的质量。日本这次强震考验着住宅、写字楼、工厂、核电站等各种建筑物的强度。由于地震几乎成为日本生活的一部分，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1995年神户地震这两场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塑造了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因此，日本建筑物的抗震标准非常严格，目前的抗震标准是根据1981年修订的法律制定的。依据这一标准建造的建筑，在大于5.5小于6.0“震度”（日式震级，高于里氏标准）的地震中将基本无损。这次地震过后，有可能使也推动日本为新建筑制定更严格的标准。

反观中国，令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且不说四川汶川地震暴露了大量建筑物的豆腐渣本相，以及公共建筑中最先倒塌的竟都是中小学校舍，只有政府办公楼巍然屹立这种丑陋不堪的现实，即使在平时，建筑工程质量恶劣导致的事故经常出现，比如上海闵行区整栋倒下的“楼脆脆” （2009年6月27日），浙江上虞一座被四辆超载的运煤卡车压塌的立交桥，都堪称世界建筑史的“奇观”。对建筑物质量低劣，政府未加以反思并促其改进，反而堂皇宣称“按常规，中国目前建筑物的寿命只有30年”，盘算如何重新利用土地的价值。

三是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与悲悯。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经历了地震之后，发表感想：“（日本）电视台的新闻特别平静， 我觉得无可挑剔，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只要是对当年汶川地震的新闻报导有所关注的人，就会明白这段话有所指。

当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媒体自称，“5?12”四川大地震的报导是“有史以来媒体反应最迅速、直播时间最快、细节最清晰的国内灾难报导”。但后来这所谓“细节最清晰”的采访颇遭诟病：“因为灾难事件的当事人因为过于伤心、悲痛，一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有些记者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用尽浑身解数展开‘强盗式’的掠夺采访，硬逼受害者及其亲人开口叙说不堪回首的灾难，特别是提问方式冷酷、轻浮，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无异于在正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由于新闻业界并非政府，属于可以批评的对象，这些有违新闻职业伦理的采访当时就引发了中国人关于新闻伦理的反思。人们提出，当追求故事与河护伤者发生冲突时，记者应该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对照日本的超强地震，3月11日中国云南盈江发生的5.8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这次震级低得多的地震，却造成5个县市34.46万人受灾，数百人伤亡，上万人露宿街头，受灾百姓大逃亡。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导致不少愿意思考的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日两国的差距。

日本人民在苦难之时的坚忍、有序、节制与互相扶持的精神，都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我本人自1998年以后四次访问日本，曾从各方面观察过这个亚洲邻国。面对灾难之时，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往往最能获得体现。《纽约时报》记者Nicolas Kristof当年曾亲历神户地震，这次又仔细观察了日本人民面对灾难的表现。他写了一篇“震后日本：同情之外更是钦佩”，说出他为什么对日本人充满赞美之情：“日本人的坚忍中，有一种高贵的勇气”。在此，我借用他文章的话做为我这篇博文的结尾吧：

“今夜，我们的心与日本同在。大地震后，我们要给予日本的不仅是深深的同情，还有深深的钦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