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评提出改革与限制改革的邓小平

文章摘要：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或者说西方的人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他们所作的示范代表着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因此，我以为：拒绝这种示范，就是拒绝向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看齐。这种拒绝的实质是即表明我们的怯弱，又反映出我们对人类没有能力承担那份责任。

自邓小平于七八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一篇堪称为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全国慢慢掀起一场由弱而强、由浅而深的改革大潮。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对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的动机以及如何限制改革的思想行为作一番评述。

主张改革开放的是邓小平，限制改革开放的也是邓小平。我把这种矛盾——冲突状态同时反映在一个人身上的现象称为“邓小平现象”。

一、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篇堪称为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其中，他是这样说的：“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这是邓小平首次主张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驱使邓小平作出如此冒险主张的动机是什么？细究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宏观历史原因，那就是以世界发展潮流——现代化为观照座标，向它看齐，要求在中国大陆实现现代化（具体指标分解为“四个”：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另一个是微观社会原因，其中分为三点，即彻底战胜“四人帮”，超越华国锋，抵消民主势力的崛起。

在中国大陆搞了二十九年封闭式的社会主义，现在毅然主张改革开放，这于邓小平来说，确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因为它意味着是一场“第二次革命”。它的前提：在中国大陆实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完全是为其直接服务的。因此称其为“第二次革命”，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二、邓小平限制改革开放

就象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张是合乎逻辑，顺乎民意的一样，人们要求邓小平将其自己的主张一以贯之的朝前发展下去，同样是合乎理性的。但是，生活有时往往是有悖逻辑的，反理性的。

同样是邓小平这个人，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堪称“著名”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篇讲话中，同样也是首次提出了对改革开放加以限制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正好象一个方块的四条边，将改革开放框架在里面而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于是“邓小平现象”也就非逻辑地形成了。

三、我对“邓小平现象”的理性批判

为什么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以后，过了三个月时间马上又要提出旨在限制其主张的四项基本原则呢？人们有理由并且也是属于很自然的按逻辑原则提出这一问题。对此，我想加以分析并贯穿对其理性批判。我之所以要在此突出强调理性批判，这是因为纵观近现代，在整个过渡时代的文化冲突中，那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于现实继承所作的批判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此，我把这种批判称作“情绪批判”。

毫无疑问，这种批判在一定的阶段是需要的。因为它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由于它更多的是带有感情色彩，在一种情绪驱使下往往会产生否定一切的效应，而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即对被批判的对象不加以深入理解、分析、解剖、拯救。由此，使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两者完全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达到一种对话——平等——妥协——解决的目的。

记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一个叫文相森有礼讲过一句有名的话：“官吏也是人”。我对“邓小平现象”的理性批判，其出发点也在于把邓小平当作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鬼。基于这样的前提,我把对“邓小平现象”的理性批判分为两个部分：A.前期：邓小平在转轨时期的进取性；B.后期邓小平在转轨时期的保守性。

A．前期：邓小平在转轨时期的进取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结束了华国锋体制，亦可称“文革”体制，确立了邓小平体制，亦可称前改革体制，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终于进入了转轨时期。何谓转轨时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指出了转轨时期的实质性：“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对邓小平来说，进入转轨时期后，面临着一个如何行动的选择问题。出于邓小平个性使然，吸取了华国锋前车之鉴的教训以及其对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社会形势的观察与把握，邓小平作出了一个进取性的选择：主张改革开放。

这是一次顺乎民主，合乎潮流的选择。任何个人在寻思行事的瞬间，都打上一个人的个性，这是一个规律。邓小平当然也不例外。那么，邓小平有怎样一种个性呢？泼辣，敢作敢为。作为客家出身的邓小平，天生就具有一种异境中求生存的反抗精神。在出现一种转折机遇的时候，他的这种个性因其处于中国(大陆)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而发生了根本的作用。这就给当时的中国（大陆）生活带来一种新的“非毛泽东化”——亦即非正统化的选择。

因此，也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标记就是非正统化。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最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搞现代化（哪怕是带有帽子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们两人没有本质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在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在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手段选择的不同。

华国锋在搞现代化的时候，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要在毛泽东化的前提下进行。所以他要搞“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分析起来，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也是有其个人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首先在于他的“报恩”动机——在一九七六年“非常”的初夏，是毛泽东抛弃了邓小平，撇开了“四人帮”而唯独提携他入“接班”的位子上——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其次原因在于华国锋意识到自己在中共上层毕竟根子太浅，在民众中缺乏号召力，搞“两个凡是”也就是为了突出自己所占据地位具有正统性，以做到名正言顺。从而借毛泽东这尊神，用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方法去动员当时的中国（大陆）群众来为现代化服务。

可是华国锋的悲剧也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从当时中国（大陆）群众的情绪看来，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已经失去了文革时那如火中天、光彩照人的色彩。在形象黯淡下来之后；有许多人感到被欺骗和玩弄了；更有甚者，有人已经要求批判毛泽东——“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具有政治斗争丰富经验的邓小平来说，在这一点上显然时棋高一着，胜过了华国锋。当然，邓小平更没有忽略仅凭政治激情来动员中国（大陆）群众——“非毛泽东化”来为其现代化路线服务是不能长久的。尤为关键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是，他还抓住了中国（大陆）群众的“肚皮激情”，对症下药，加以鼓励：“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几乎是水到渠成，上层决策圈的阻力被排除了，中层官吏被发动起来了，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了——改革开放，在中国（大陆）波浪式的展开了。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而后将其推广到城市，实行自主权下放式的企业改革，以及允许个体户、小规模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出现，这一切被概括为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紧接其后的第二步改革即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阶段改革的目的旨在将党政分开，克服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一言以蔽之，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除了叛逆个性,政治经验，熟悉民情以外，邓小平是否有自己的精神武装，即思想武器呢？有！那么他的精神武装，亦即“武器”是什么呢？用邓小平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为什么邓小平要以这八个字作为自己在转轨时期，主张改革开放从而表现出他在这一非常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进取性的精神武装呢？显然，面对习惯于“名正意识”，以正统才能号召民心的中国（大陆）群众，对邓小平来说，同样面临着一个是否具有正统地位问题的挑战，因为象他这样一个人物太具有传奇性了：“三起三落”——无法被毛泽东所打倒，又无法复出。恰恰是他这种传奇性构成了他的地位非正统性。所以，他很自然的要提出“解放思想”。

所谓“解放思想”其真实用意就在于要求人们抛弃一种毛泽东作为正统的思想，从而更新一种认识：今天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是新的正统——新的核心（邓小平在世时，曾把中共领导人分为三代核心，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他本人；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泽民）。所以，他的一切作为，包括主张改革开放，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如同“解放思想”具有实用主义价值一样，邓小平精神武装，亦即思想武装的另一法宝，实事求是，同样体现了实用主义原则。当然，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功利的民族。实事求是，作为中国人的一句行为术语，其典型性是不言自明的。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一分子，自然摆脱不了这种共性。

指出上述邓小平赖以指导自己在转轨时期行动的思想武装所具有的实用主义价值的意义在于：当人们回过头去看转轨时期的发展阶段时，人们有权利要求邓小平来一番自我拯救，自我解放——自我超越，以利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扩展与纵深发展。这是其一。其二，当人们看到邓小平作为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中国（大陆）人，更是如此——弱点更多，局限性更大。如果我来推进改革开放，当其改革与我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时，我将怎么办？我会怎么办？我能实现自我拯救，自我解放，自我超越吗？修正我的价值观念吗？

B．后期：邓小平在转轨时期的保守性。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底，是转轨时期的前期阶段，这是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进取性由开始、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有两点可以为其作证。其一，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游行队伍中，北大游行队打出了这样一条横幅：“小平您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平民百姓对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的热情支持与肯定。其二，美国“时代周刊”在一九八四年首次将邓小平作为其刊物的“封面人物”。这是国际社会对他所主张的改革开放的集中褒奖。

自一九八五年之后，转轨时期进入了后期阶段。这时，邓小平的保守性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直至成为他的思想观念以限制改革开放向深层扩展的趋势。当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保守性倾向，在邓小平身上并不是到了转轨时期阶段一下子冒出来的，而是有一个过程。其开端在邓小平首次提出改革政策的同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这从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首次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明显看出。只是这时候的邓小平还在进取性的上升时期，那种保守性的意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张还仅仅起到一种预警性的作用，而不是攻击性的。到了转轨时期后期，随着转轨的愈来愈不可逆转，改革开放愈来愈向全面拓展与向纵深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的保守性倾向却向他的进取性“攻击”了，两者较量的结果，进取性让位于保守性，保守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什么当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刻时，邓小平却在自己的主张上面退却了，保守了呢？分析起来不难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维护既得利益与精神贪困，这是导致他限制改革开放得主要原因。

从一九七六年四月邓小平被毛泽东再次赶下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到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在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对邓小平来说，真可谓是“一贫如洗”了。也就是说，这时邓小平所曾经拥有的“既得利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值得需要维护。后来，复出以后的邓小平重新开始获得了即得利益，这也确实与他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有关。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从而赢得许多同志提议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最后在邓小平“意见”支配下，将华国锋所担任的职务一分为二：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而军委主席则由他担任，从而建立了改革开放的领导体制。一个人一旦争取到了利益就会促使他去加以维护，这是正常的。因此，对邓小平来说，他也尽可以维护他所为之争取的既得利益。问题是，象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人物，而是成为一个重量级人物了。因此，他在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时候，将取决于他的做法如何。是积极地维护还是消极地去维护。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众望所归”，就在于这种改革开放给各阶层人士带来了以前不曾得到的利益。同时，邓小平个人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么，他就应该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量，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如此，他就不但能维护既得利益，而且还能扩大这种既得利益。这是一种新精神：“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反过来说，他要是消极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只能采取限制改革开放的措施。当然，实际的做法是，邓小平确实越来越退却、保守，强化这种限制性。这从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以后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获得证明。于是这样，在转轨时期后期，在邓小平身上，保守性取代了进取性，改革开放成为一种权宜之计，而不再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一场“第二次革命”。

从表层看，邓小平限制改革开放是处于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动机，透过这种动机表层再往深层看，可以发现，在邓小平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精神贫困的现象。综观邓小平的一生，可以看出在他身上带着一种传统的实用主义加经验主义的混合思想。在对待民主问题上，邓小平的这种混合思想，暴露得最为典型。就是在那篇首次主张改革开放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讲话中，他是这样说的：“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在此，我认为邓小平所阐述的这种民主是一种专制式的民主，即古典意义上的“民主”。正是在民主问题上，最充分地暴露出邓小平是一个传统化的人。他所区别于毛泽东的也就是在专制上弱化，弱化到怎样程度呢？即最后的边界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不能否定专制制度的本身原则。这样，我们也就不难发现邓小平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开明的、理性的”专制主义者。至于从属于现代化社会系统的现代民主，对邓小平来说是根本不理解的，遗憾的是他连了解一下这种现代民主的勇气都没有。当然，毫无疑问的是，邓小平拒绝现代民主，也就因为处于消极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由此，促使大家反省的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主张改革开放之初就要对改革加以限制的原因现在清楚了，其症结就在于此。

当邓小平在争取利益时，他就与改革开放南辕北辙了：内心充满了矛盾、冲突、恐惧。他的直觉告诉他，再这样改革下去，他的既得利益必将付诸东流。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中，要把它规定在这样的范围里面：“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引自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P287页）。也就是说，由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总图其指向性仅仅在于改革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上述传统“弊端”而不想改革，这本身就是传统意义的古典政治体制，从而达到建立现代政治体制：民主政治的目标。显然，这种目标上的短视，恰恰证明邓小平的精神危机：贫困加拒绝。

就像邓小平因精神贫困而拒绝现代民主一样，他在对待人权问题上，其态度与思维更是愚顽和贫乏。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当谈及到人权问题时竟这样说道：“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P111页）。

从上述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层含义。其一，邓小平没有人权概念，所以不懂得什么叫人权；其二，邓小平不懂得人权，本应该好好学习人权概念，可现在反过来，他却大谈特谈人权，其结果只能是搅混中国（大陆）人的头脑，拒绝人权这一体现现代政治精髓在中国（大陆）传播。“人民”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古典政治反映，无法概括人；其三，对“西方世界”，邓小平依然抱着“中央”这一传统地域观念，并由此表示轻视。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仅仅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应当向人类进步看齐。就目前而言，“西方世界”代表了人类进步潮流发展的方向。自我封闭、自我拒绝与人类共处、共同生活、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这是邓小平精神贫困最本质的方面。他在推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对自己来一次现代意义的自我解放，而是依然将自己放在一个古典的框架里面，在实现他幻境中的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若要将邓小平在转轨时期的后期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作一概述的话，其实质就是这样的：当邓小平刚刚开始出现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性时，他是以“社会主义”来限制其原来主张的，而当其越来越保守时，他不仅对改革开放加以限制，而且对“社会主义”也作了一种限制：要有中国特色。因为从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尽管它也是属于古典化的。但是，只要是具有“国际性”的事物，在未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思维看来，都是要对其加以“中国特色的”限制。目前，这种“中国式”的限制集中在邓小平身上。有了“社会主义”一重限制还不够，还要再加一重限制：“有中国特色的”，这双重限制对改革开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一句话，意味着要中止它。这是因邓小平自身从进取性转向保守性后所带来的结局。

四、从“理性批判”中看出的启示：

从上诉两个方面对“邓小平现象”所作的理性批判中可以给大家得出的启示至少有三点：必须修正习惯的思维方法。从“邓小平现象”中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思维方法属于我们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范畴：以“旧”为标准来观察新事物，以“我”为主来规定新事物：以“功利”为出发点来接纳新事物。例如，在对待现代化问题上就是如此。拿邓小平话来说，现代化是要搞的，但是它不能将“旧”的标准推翻。在邓小平心目中，“旧”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以及它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它的保卫工具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在“旧”标准下的现代化。而实际上恰恰是相反：应当是把“旧”的标准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为现代化服务的。所以在转轨时期同样应当以它的轴心来总揽一切，不能倒过来。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有技术和意识的，或者说是有经济的和政治的，还可以说是有文化和道德等多元化两方面所组成。不能以“我”为主观来规定其中一个方面是好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好的。而应当以“它”为主来规定“我”这个现成的载体有哪些方面是不适应“它”的而需要加以改革和开放的。因为是“我”要现代化，而不是要“它”现代化。同理，不能以“功利”为出发点来接纳新事物的某些方面而排除它的另外几个方面。在这里应当以理性的头脑来关照自己；接受新事物的全部，而减去“我”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甚至全部。

第二，必须重整思路。由“邓小平现象”可以明显看出，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是混乱的。突出表现就是他把“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概念混为一谈。这在他对开放引进所作的表述中体现得最充分。例如，他对国内外的人士谈话时就常常这样说：“要由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似乎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现代化国家。其实错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代表现代化的，而是现代化已经在这些国家长成了，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了。至于“资本主义”只是这些现代化国家在运转中的一种操作方式，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则而已。

指出这一点，说明象邓小平这样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时，已经产生了一种预防作用，而矛盾的表现又在于他把“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加上了等号。由此，他必然作出一种即带功利性更带预防性的其实是混淆性的选择；允许现代化的硬件加进来，而把现代化的软件减掉。这行为的实质就是把现代化的根本给抹去了。

这倒让我想起张春桥说过的一句精典之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毫无疑问，张春桥之所以如此说得干脆，其前提性认识与邓小平是非常一致的：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所以要拒绝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丝毫的“污染”。

在重整思路同时，还要理清的一条是，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在邓小平思路中，这也是经常混淆的一个方面。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化，也等于西方化。由此，在思考现代化如何在中国实现时，他会常常陷入这样一种误区；中国要搞现代化，但是不能西方化，所以要以“中国特色”来规定现代化。限制现代化，由此也就必然要限制改革开放。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眼里，“西”这个字是带有强烈的贬意色彩。从毛泽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的语言中，对“西风”带有愤愤情绪；而在近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括性话语中，“西学”被放在了一个下贱地位，然而又舍不得放弃“西学”，毕竟还想借“西学”来“强兵”。因此，人们都对本来实现的目标：近代化、现代化加以混乱的限制。

撰此文，想要大家务必认识到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的人们，或者说处在无论是“政治空间”还是“地理空间”位置上的西方民族在搞现代化，然后再把他们的那一套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强加”（“侵略”）到中华民族头上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代表整个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即便我们可以拒绝资本主义，拒绝“西化”，但是，我们也不能拒绝现代化。拒绝现代化，就是拒绝向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看齐。

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或者说西方的人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他们所作的示范代表着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因此，我以为：拒绝这种示范，就是拒绝向人类共同进步的方向看齐。这种拒绝的实质是即表明我们的怯弱，又反映出我们对人类没有能力承担那份责任。

改革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唯一出路，我们有能力承担人类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吗？我们有勇气对“邓小平现象”进行一种理性的批判与探讨吗？

执笔：愤公整理：黑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