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来，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形成一个习惯：编辑、记者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既了解国内外新闻，也找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有发现，就写到评报栏上。我拿起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由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图片，心里美滋滋的。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我被指派参加该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报纸每天刊发我拍摄的单幅新闻照片，我希望在音乐会闭幕前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图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成名成家思想浓厚，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年轻人，我心里整天想的就是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突然取消记者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想呢？心里虽这么嘀咕，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满整整一块版，虽然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社内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这是我李振盛拍摄的作品。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第6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评为“好稿”。
就在这时，有人跑进3楼摄影组办公室，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们冲上楼来把你揪走。”
我还没弄清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躲在楼顶，仍能听到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喧嚷吵闹声。我在楼顶探头下看，但见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挤满了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看起来，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有的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讲着什么，有的又吵又嚷，在与报社职工争论着什么。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我问同事，他们究竟抓到了图片专刊什么问题，这时才从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时我们的报纸每天4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版。8月22日的报纸，为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增版两块，共出6版。我拍摄的9幅音乐会舞台照片，发在第6版，通栏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是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枪头。背面的第5版，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配有哈夏音乐会会徽——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单独看这两块增版，翻来覆去怎么看都找不出丝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迹，反而会称赞这一天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实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极好。
然而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透视看报纸”这一损招儿，一些红卫兵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8月22日的报纸，对着阳光一看就发现问题了：第6版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枪头，正巧从第5版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刺出。这样，“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红卫兵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真是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拿起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看。天啊!那红旗的枪头真的是不偏不斜，正从毛泽东头像顶上穿过。心中不仅暗暗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一幅《你追我赶》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都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我怀着极为愤懑的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理论一番。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他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争论着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我如实介绍了这一版图片选片定稿、版面设计、制版、付印的全过程。他们大概也听不太懂，仍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我有点不耐烦，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腔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大叫起来。“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纯粹是没事硬找茬儿！无事生非！”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报纸上了，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他们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红卫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顶撞他们，跟他们打语录仗，更是恼怒，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说要拽我到他们造反团总部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明天的造反点火大会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缺少权威性？红卫兵头头一听王总编这话，就说：“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
“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小鲍轻声劝我。
假如我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肯定没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还是抗拒，都会受皮肉之苦。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用那铁扣子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不少人就这样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打致死。哈尔滨三中的老校长，就被该校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用皮带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里。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时轰动全省、全国。一位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老同学来信说，当时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还点了摄影记者的名字，很替我担忧。
经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结论，公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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