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提到赫鲁晓夫，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独创的那个新词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突如其来说出这一新词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一头雾水。当“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曾是赫鲁晓夫极力举荐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角色。
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
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接班人”都要背负前任独裁者因肆虐而遗留下的道义债务和历史包袱。斯大林时期于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宁格勒公审”等，哪个案件不充溢着血腥和冤情？当专案组长波斯佩洛夫将调查报告呈于案头时，赫鲁晓夫也被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震撼了：1935~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决的就达98名。
于是，赫鲁晓夫上台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大批冤假错案的披露，一直被蒙着眼睛的人民猛然间摘去了“遮眼布”，看到了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苏共再把责任完全推在克格勃的头目贝利亚身上，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二十大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该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洛希洛夫和马林科夫等都表示坚决反对。卡冈诺维奇说：“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
伏罗希罗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是一个口径劝说赫鲁晓夫：“会追究我们责任的。我们当年都是领导班子里的人，我们对一切都负有责任。”
赫鲁晓夫回答了这样的话：“罪过是有的……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这样做，我相信人民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终于以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时期罪行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赫鲁晓夫是在1949年秋由斯大林钦点从乌克兰一把手任上调到莫斯科的。这是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和重用。从此，赫鲁晓夫从一方诸侯成为中央要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而，京华虽好，却是个陷阱。斯大林是拿赫鲁晓夫“当枪使”。
斯大林经常喜欢重复地讲述他“打猎”的故事：
一个冬天，我出去打猎。我带着枪，坐着雪橇。穿过叶尼塞河。我走了12俄里，我看到树上停着一些鹧鸪。说实话，起初我还不认识它们是鹧鸪。我以前打过鹧鸪，可我一直认为它们是栖息在田野里的禽类，是呆在草堆里的。
无论如何，活着就要学习嘛。我走近一点，开始放枪。我只有12发子弹，而树上却有24只鹧鸪。我打死了12只，其余仍旧停留在树上，所以我就决定回去多拿一点子弹，我回去又拿了一些子弹，把剩下的12只打死。
这个故事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大林就是这样“大智若愚”地一遍一遍讲。这倒真是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斯大林正是通过这一故事观察周遭人的反应，检验属下对他的忠诚是否达到“愚忠”的程度。
布尔加宁有一次对赫鲁晓夫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将回到家里去，还是将被汽车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赫鲁晓夫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以零距离的接触，对斯大林做了逼真的描绘：
斯大林的晚年，他的反复无常疑神疑鬼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偏执固执地认为，他的老同事中，肯定在酝酿着一个要取代他至少是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1952年苏共十九大结束，出乎人们的意料，跟随斯大林几十年且是忠心耿耿的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没有进入执行局（政治局），斯大林莫明其妙的理由是：“他们是西方政府的代理人，不应该得到党的信任。”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失去信任的原因，实在是无稽之谈：一次在南方休假，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念头。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乘坐的是火车。斯大林的推论逻辑是：如果莫洛托夫乘火车旅行，那么他必须有自己的私人车厢。如果他有私人车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因此，莫洛托夫一定是把自己卖给了美国人。斯大林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维辛斯基，要他尽快查清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所有活动。维辛斯基向斯大林解释，莫洛托夫在国外不可能有私人车厢，在美国所有的车厢都是属于私营铁路公司。但多疑成性的斯大林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苏共十九大上把莫洛托夫拿了下来。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晚年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为什么你的眼睛这样躲躲闪闪？’或者问：‘为什么你今天老是转来转去，避免直接看我？’”赫鲁晓夫在1970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当斯大林停止信任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审视你，越看你越值得怀疑，直到他不信任之杯满溢为止。”
赫鲁晓夫记得，1951年度假期间，有一天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米高扬在院里散步，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说：“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这句“一语道破天机”的自白，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不寒而栗。
斯大林就连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党中央的档案馆都信不过。为了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痕迹”，斯大林对苏共中央政治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让写入正式记录。苏联解体后解密档案显示，仅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对高级官员的电话窃听记录就达58卷，窃听对象既有布琼尼、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等元帅，也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政要。可以设想，在斯大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控制下，谁还敢说真心话呢？
俄罗斯有句谚语：“伴着黑瞎子熊睡觉”。这大概与我们的“伴君如伴虎”异曲同工。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最后几年，可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斯大林逝世后的24小时内，苏共所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这当然是一次权力重新分配的重要会议。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10人组成。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贝利亚成为这个权力无限大的部的部长。而经贝利亚提议，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被推举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
“三头政治”浮出水面：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三人，分别继承了斯大林在世时曾一手独揽的三个权力支柱：赫鲁晓夫——党，马林科夫——政府，贝利亚——克格勃。其后的权力之争，赫鲁晓夫如何集众人之力剪除贝利亚；如何借助朱可夫转危为安粉碎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反党小集团”；又如何兔死狗烹地“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朱可夫国防部部长的职务等，已经是世人皆知了。正是通过这一场场无情的争斗，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有一点值得关注，当赫鲁晓夫取得绝对胜利，把马、卡、莫打成“反党小集团”后，卡冈诺维奇等人深知“反党小集团”对于他们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对于反党分子的做法，他们都曾身临其境，甚至亲自参与过。如今他们也落到这样的下场，其恐惧心理可想而知。在中央全会闭会两天后，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请求宽恕的电话，“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您已经多年了，我恳求您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对待人们的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回答：“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信守了承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更没有被处死，并且都安排了工作。比起斯大林时代对“反党集团”的处理，这要开明得多。赫鲁晓夫毕竟推进了苏联社会文明的进程。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铁托对于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问题在于制度。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史（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陈独秀一针见血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度决定人。
亚美尼亚演员萨基扬讲过斯大林“虎死不倒威”的一个细节：
一次，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戏，消防队来检查，说是摄影棚电线的布设有违安全规章。厂长和制片主任轮番解释，中尉消防队长不为所动。这时，“斯大林同志”（扮演斯大林的演员——作者注）举着烟斗缓缓走过来：“中尉同志，不要妨碍我们工作。您是在浪费宝贵的进口胶片。停止无谓的检查，立即回去办正事！”中尉见状，顿时脸色发白，嗫嚅着说：“是，斯大林同志，请原谅……”
一个强悍人物身后产生的影响，会形成经久不衰的强大磁场。身陷其中的人身不由己地“人推着不走，鬼催着飞跑”。
从本意上说，赫鲁晓夫是在极力改变斯大林形成的现状。他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苏联曾刮过一阵风：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镇。不必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广场等了，甚至什么莫洛托夫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断涌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作出决议：今后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鲁晓夫视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随着水电站的建设，周边发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当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驶近城市时，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乌克兰文写着：“赫鲁晓夫市”。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开头表示了一番感谢，说他对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兴，感谢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当这一城市的领导以为得计心中暗喜之际，赫鲁晓夫变了面孔，拉下脸来训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们就是把中央的决定当作耳旁风。这是听我的呢还是不听我的？你们把我究竟是往哪搁？
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这时的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中，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五大罪状，其中有这样的总结：
在此前二三年时间里，他手中集聚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他根本不把主席团的权威放在眼里，蔑视主席团其他委员，对其颐指气使，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以及周围所有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予以训斥……
当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权威得以树立后，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在各种会上，他经常粗暴地打断报告人的话，插上一两句尖刻的批评意见。登峰造极的一个事例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因发怒而脱下皮鞋敲讲台。
美国人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这样评价赫鲁晓夫，这大概也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
一个在斯大林死后集体领导口号叫得最响的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变成了肉麻的个人迷信的焦点，其程度甚至要超过已故的独裁者。赫鲁晓夫的画像到处悬挂，没有哪一篇演说，没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颂扬他的伟大……
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他本人。专制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魔椅。一方面是独裁者个人的陶醉和膨胀，极权专制必然导向“吾皇圣明”、“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当你一旦进入专制独裁的权力场，对自己的前程有所企求时，能不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讨他欢心吗？“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毙”。共恶就是这样形成的。每一个生活于其间的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或无意，都在起着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每个独裁者到晚年无不殚精竭虑地考虑接班人问题。往大处说，这是革命的千秋大业是否后继有人；往小处说，也涉及自己死后的身家性命功过荣辱。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谢尔盖回忆说：“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更为重要的，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自赫鲁晓夫粉碎“马、卡、莫反党集团”后，科兹洛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为苏联党的二把手。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当赫鲁晓夫赶到医院望着瘫在病床上的科兹洛夫时，说了一句至今想来也有点让人莫明其妙的话：“科兹洛夫在装病，该打起精神来去上班了。”这里，赫鲁晓夫流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是一种“窃喜”，还是一种“遗憾”？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到赫鲁晓夫垮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组前，他虽仍保留着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但实际上已是个“职务（植物）人”。
“早夭”对科兹洛夫而言，幸抑或不幸？如果没有这一变故，他就能顺利接班？在苏维埃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接班人能顺顺当当地继位。二把手是一个高危位置。比如在十月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托洛茨基，他的肖像曾同列宁并排挂，被看做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可他却死在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里；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大力神”的布哈林，曾是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排名更靠前的人物，在19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到枪决；名声曾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斯大林的基洛夫也死于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刺杀案。（对这一谋杀案的审讯，斯大林又一箭双雕地处决了潜在的威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二战后曾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日丹诺夫，也不明不白地死于“医生谋杀案”；而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无一不落入“反党集团”的悲惨命运。
此后，赫鲁晓夫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用赫鲁晓夫的话说，现在主席团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人到了60岁就不想将来的事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共青团出身，担任过多年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有作为一把手的领导经验；他是现任主席团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那里有全苏联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降职，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战前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某州的党委书记时，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芭蕾舞女演员”，说他总像个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这样的人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当然不行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赫鲁晓夫还有过其他种种考虑。正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正是这样，他把一个个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亲手制造了1964年那场“宫廷政变”的基础。
回顾赫鲁晓夫选择接班人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历史性思索。这大概也是民主选举和“御赐钦定”的天壤之别吧。
告别政坛的“绝唱”
其实，“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父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会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父亲继续着昨天的话题，他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把我挖苦了一通。‘亏你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即便危机已经来临，赫鲁晓夫从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宫时，他还对米高扬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要让我交权，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反抗。”
在最后签署“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绝唱”是发人深省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它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容我客观地讲，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的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我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让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当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相信，赫鲁晓夫这种个性的人面对“逼宫”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原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意外之举，然而没有。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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