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的犯人　共产党得意的刑讯花招

在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时期，举行过三次举世瞩目的“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是1936年8月，被审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是1937年1月，被审的是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17人被处死；第三次是1938年3月，被审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

三次莫斯科大审判都是公开进行，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

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在法庭上，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自己的罪行，并且还主动揭发其他的同伙和共谋者，争取立功。他们一个个千篇一律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地用最美好的词汇赞颂了斯大林。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法庭这一场面，让长久生活在民主和人权社会中的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你只能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美国中情局直到20年后的1950年代，仍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者是服用特殊毒品、药物、加催眠术的复合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这正是斯大林精心导演这幕戏剧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穿帮”，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为了说服人们相信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其实与托洛茨基是一伙，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秉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指令，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策划了暗杀阴谋。但不幸的是，这个供述交代得有点画蛇添足太具体，反而弄巧成拙了。丹麦报纸很快发表声明，“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被拆除。这场策划阴谋的会面地点，成为虚无飘渺失去了立足点的“海市蜃楼”！

斯大林克敌制胜的武器是，把政治观点之争，演变为刑事犯罪。政治观点的争论，见仁见智难分仲伯，而刑事犯罪则是人人深恶痛绝。这样的演变定性，对广大民众才最有说服力。

斯大林发明一个“英明论断”：“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对于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当然就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斯大林关于“阶级敌人”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要让一个政治对手承认自己是刑事犯，实施起来哪那么容易。其中的利害轻重，勿庸多言。然而，克格勃的魔头就能变出这一魔术。

比如在布哈林一案中，斯大林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与布哈林亲密的关系和感情。斯大林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斯大林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布哈林曾企图暗杀列宁。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问笔录”，让布哈林在上面签字。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布哈林见到这份供词，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愤慨地说：“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布哈林拒绝在供词上签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他闭口不语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看书、写作。于是，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对付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内务部审讯人员的要挟，点在了布哈林的死穴上。以后案件的进程一如克格勃所愿，布哈林以自己的屈服来获取妻儿的生命安全。

克格勃在不断的审讯中，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库尔斯基法”：1.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2.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3.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4.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5.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库尔斯基法”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

贝利亚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另外，莫洛托夫劝说季诺维也夫的一番话，也可以作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旁证”：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就连那个坚定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也说过这样的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正是在克格勃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作热情”下，一个个阶级敌人被揭露了出来。一个个开国元勋，纷纷变成了“人民公敌”。克格勃的鹰犬们倒是从另一层含义上实践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