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传统藏式民居,一般为2至3层的楼房,平面呈方形。一层设有向院外开的窗户,用作牲口圈、草房或车库。中层住人,除了卧室、客厅客房、厨房仓房和厕所 外,还特别布置了专门供奉神佛的华丽经堂。第三层通常用来堆放粮食和杂物,大凉台上设置着牛首造型的香炉,用来燃烧香草、柏树枝叶,以敬奉神佛。也有在院 子的墙院上和房顶四角上安放白色石头的习俗。
玉树县禅古村灾后重建,被当做示范村,每户房屋面积仅有80平方米。
玉树地震一年了。胡锦涛在孤儿学校的黑板上许诺“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其言犹在耳,黑板也早被青海省官员专车护送至省博物馆保存。那么,新校园与新家园呢?
我已经三年多没去过玉树了。在我的记忆中,玉树仍然是夏日繁花盛开的草原上布满各具风采的帐篷,仍然是各个教派的寺院环绕、诸多成就者云集的宝地,仍然有忠诚的獒犬守护着家园,仍然有精美的玛尼石供奉于大地……但我也知道,正如流亡异域多年的达瓦才仁,震后沉痛地写到:“我生长的家乡已经被地震摧毁,我魂牵梦萦的那片放牧草原已经被水库淹没,我要到哪里去寻找我熟悉的家乡?”
来自当地的藏人把玉树的近况向我细说,看来劫后重生非常艰难,天灾与人祸造成双重打击。政府的重建规划蓝图换了一幅又一幅,除了禅古村被当做示范盖了红顶简易房,大多数灾民依然住在帐篷里,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我得知这一年来,在玉树有几个不准外传的禁忌:一关乎土地和房子;二关乎学校与学生;三关乎法会等佛事。
土地权益如何处置的问题最为突出。震前,一亩土地市场价格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而震后,如中国各地土地被官商合力盘剥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玉树也遭“抢地”厄运,一亩土地的补偿价仅为3.5-9.8万元,差距悬殊,无法服众;而准备修盖的房屋,每户面积仅有80平方米,且非原址上重建,而是要迁往远处。当地藏人叹道:当初胡主席和温总理说一定要“让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住所”,可我们不需要给吃给喝,就把我们原来的土地还给我们吧。
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大大小小的请愿一直在发生,或者被驱散,或者被抓捕,官员还带着特警上门,威胁说“天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藏人们反问“那我们是什么?”就在几天前,连续三天三夜,上千藏人聚集在州政府前,举着写有“自己(土)地属于自己”、“还我房地产使(用)权”、“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等中文标语请愿,结果夜里被特警连打带抓三四十人。藏人们流着泪说,国家真成了强盗。
我还了解到,目前玉树只有小学,所有的中学生包括地震孤儿8605名迁往诸多省市就学,历时3-5年。家长们希望孩子在本地就学,可以得到藏文化的教育,却被官员警告“不去内地就不准上学”。记得去年震后实行这一规定时,有藏人知识分子如是呼吁:“作为藏文教育的盲区,地震过后玉树的藏文教育将陷入更深的盲区。为挽救损失,多卫康教育界同胞应紧急呼吁社会各界,把从灾区转移的学生送到省内六州去读,千万不能留在西宁或无双语教育的其他地方”,遗憾的是,无济于事。
地震属天灾,虽然诱发地震的因素,包括开矿等对大自然的破坏,以至于造成无数生命被吞噬。然而,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与民间的统计相差数倍之多,这背后需要掩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当地人都知道,以“游牧民定居工程”、“生态移民”、“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中饱私囊的官员比比皆是,也因此这些工程都成了“豆腐渣”。同样,在地震时毁损最严重的校舍、课堂,也是类似的“豆腐渣”。
死者已逝,在周年之际,对于幸存者来说,为亡灵举行盛大的超度法会既是传统,也是人之常情,但连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禁止,各寺院惟有各自举行法会而不能聚集。或有可能是,当局对于来自多卫康各地的僧侣在震后救援中示现的力量有所忌惮,不愿意僧侣们的影响力引人瞩目。
2011/4/1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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