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无价。拿人命来算钱，多少显得有些冷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命不得不标价。矿工下井出了矿难，无辜的行人在街上被开车的醉鬼撞死，生命已经不能挽回了，家属总要获得些赔偿。要赔偿就必须有个标准。这也是美国政府最近对生命进行重新标价的原因。看看这些价码，对各种事故不断的中国不无启发。
美国政府要对生命重新标价，主要在于过去的标价已经使用了十年左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旧价码显然低估了生命。更何况，亲企业的布什政府还把一些价码降低了。奥巴马上台，自然有责任把命价提高。
然而，统一定价很难实现。事实上，政府的各个管理部门所制定的命价不一。比如，食物与药品署把一条命的价格从2008年的500万美元提高到去年的790万美元。环保署则把布什政府时680万美元的命价提高到去年的910万美元。交通部定的命价，则在600多万美元。
命价不一，并非因为生命的价值不同，而是各个领域的利益集团不同，计算方式不同，不同的死法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确实不同。这些计算，对于经济和生命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2005年，布什拒绝签署要求汽车制造商把车顶加固一倍的严厉法规。根据研究，这个法规一旦实施，每年会救135条人命。那时交通部定的命价太低，计算的结果证明加固车顶的价格比这135条命的价格高不少，所以布什最后签署了一个温和得多的法规，只对车顶进行略微加固，节省了大量费用，一年仅救出44条人命。去年联邦政府在这个领域把命价从350万美元提高到610万美元，再一计算，结果显示，加倍加固车顶的费用，远远低于135条人命的价格。于是，要求汽车制造商加固车顶的严厉法规就显得天经地义了。
环境署定出的命价最高。这里有计算模式的问题，但也有些实际的考虑。比如，因为环境所导致的死亡，比起交通事故来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出门被车撞死，没有什么医疗费用;但因为呼吸恶浊的空气而患上癌症或心血管疾病，则可能拖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不仅丧失了工作能力，衣食住行需要别人供给，而且医疗费用奇高，一个手术几十万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大概是最贵的死法了。
所以，统一命价虽然是个理想，在现实中大概不可能。大家只能接受这一不愉快的事实：根据死法不同，赔偿金额也不同。不过，联邦政府在制定命价计算指针时警告各部门，不管怎么计算，命价低于500万美元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中国的交通死亡数据位居世界第一，矿难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至于中国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多少非正常死亡，就更说不清了。这一悲剧性现实背后的一大原因，就是命价太低。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事事盲目跟美国攀比。但是，不攀比并非不比较。美国比中国富裕是不错的，但富裕多少也是有数的。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1倍，那么我们就不妨根据这个标准换算一下。就拿美国交通部规定的610万美元这个比较低的命价来计算吧，除以11后，使之符合中国人均GDP水平，那就是55万多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则是370万左右。可是，我看了近几年各种事故死亡的赔偿，从矿难到交通事故，最多赔几十万，少了就几万块。即使计入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中国人的命价也不及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在这种命价结构中，煤窑的老板们通过简单的算术就知道安全生产得不偿失。死百十个矿工就赔那么点钱，挖出的煤赚的钱远远比这个多得多。结果矿工都成了敢死队。如果把命价标准提高到370万会如何呢?死一百个矿工那就得赔3.7亿。哪家矿主敢出事?
有人也许会说，中国还穷，这么个赔法怎么得了，哪家煤矿还能开张呢?这些人不看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原煤。人家的煤就是在这么高的命价成本中开采出来的。中国经济承受安全原煤富富有余。命价高，就逼着矿主更新设备，在安全上投资。所有矿主，都必须为职工购买安全保险。而保险公司基于基本的市场规则，会对煤矿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保险费用和安全度挂钩。这样，你用不着指令领导下井，矿井都会安全得多。
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中国马上面临着劳动力供应减少的挑战，所有劳动力都将成为稀缺资源。但是，中国把这些稀缺的资源以最低的价格出售，这在短期内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但从长期看，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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