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無價。拿人命來算錢，多少顯得有些冷血。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生命不得不標價。礦工下井出了礦難，無辜的行人在街上被開車的醉鬼撞死，生命已經不能挽回了，家屬總要獲得些賠償。要賠償就必須有個標準。這也是美國政府最近對生命進行重新標價的原因。看看這些價碼，對各種事故不斷的中國不無啟發。
美國政府要對生命重新標價，主要在於過去的標價已經使用了十年左右，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通貨膨脹，舊價碼顯然低估了生命。更何況，親企業的布希政府還把一些價碼降低了。歐巴馬上臺，自然有責任把命價提高。
然而，統一定價很難實現。事實上，政府的各個管理部門所制定的命價不一。比如，食物與藥品署把一條命的價格從2008年的500萬美元提高到去年的790萬美元。環保署則把布希政府時680萬美元的命價提高到去年的910萬美元。交通部定的命價，則在600多萬美元。
命價不一，並非因為生命的價值不同，而是各個領域的利益集團不同，計算方式不同，不同的死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也確實不同。這些計算，對於經濟和生命也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比如，2005年，布希拒絕簽署要求汽車製造商把車頂加固一倍的嚴厲法規。根據研究，這個法規一旦實施，每年會救135條人命。那時交通部定的命價太低，計算的結果證明加固車頂的價格比這135條命的價格高不少，所以布希最後簽署了一個溫和得多的法規，只對車頂進行略微加固，節省了大量費用，一年僅救出44條人命。去年聯邦政府在這個領域把命價從350萬美元提高到610萬美元，再一計算，結果顯示，加倍加固車頂的費用，遠遠低於135條人命的價格。於是，要求汽車製造商加固車頂的嚴厲法規就顯得天經地義了。
環境署定出的命價最高。這裡有計算模式的問題，但也有些實際的考慮。比如，因為環境所導致的死亡，比起交通事故來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出門被車撞死，沒有什麼醫療費用;但因為呼吸惡濁的空氣而患上癌症或心血管疾病，則可能拖二十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不僅喪失了工作能力，衣食住行需要別人供給，而且醫療費用奇高，一個手術幾十萬是很正常的事情。這大概是最貴的死法了。
所以，統一命價雖然是個理想，在現實中大概不可能。大家只能接受這一不愉快的事實：根據死法不同，賠償金額也不同。不過，聯邦政府在制定命價計算指針時警告各部門，不管怎麼計算，命價低於500萬美元是很難說得過去的。
中國的交通死亡數據位居世界第一，礦難死亡的絕大多數都來自中國，至於中國的環境污染造成了多少非正常死亡，就更說不清了。這一悲劇性現實背後的一大原因，就是命價太低。
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能事事盲目跟美國攀比。但是，不攀比並非不比較。美國比中國富裕是不錯的，但富裕多少也是有數的。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1倍，那麼我們就不妨根據這個標準換算一下。就拿美國交通部規定的610萬美元這個比較低的命價來計算吧，除以11後，使之符合中國人均GDP水平，那就是55萬多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則是370萬左右。可是，我看了近幾年各種事故死亡的賠償，從礦難到交通事故，最多賠幾十萬，少了就幾萬塊。即使計入中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後，中國人的命價也不及美國人的十分之一。
在這種命價結構中，煤窯的老闆們通過簡單的算術就知道安全生產得不償失。死百十個礦工就賠那麼點錢，挖出的煤賺的錢遠遠比這個多得多。結果礦工都成了敢死隊。如果把命價標準提高到370萬會如何呢?死一百個礦工那就得賠3.7億。哪家礦主敢出事?
有人也許會說，中國還窮，這麼個賠法怎麼得了，哪家煤礦還能開張呢?這些人不看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大量原煤。人家的煤就是在這麼高的命價成本中開採出來的。中國經濟承受安全原煤富富有餘。命價高，就逼著礦主更新設備，在安全上投資。所有礦主，都必須為職工購買安全保險。而保險公司基於基本的市場規則，會對煤礦的安全狀況進行檢查，保險費用和安全度掛鉤。這樣，你用不著指令領導下井，礦井都會安全得多。
在其他領域也是如此。
中國馬上面臨著勞動力供應減少的挑戰，所有勞動力都將成為稀缺資源。但是，中國把這些稀缺的資源以最低的價格出售，這在短期內降低了成本，增強了競爭力，但從長期看，則無異於殺雞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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