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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发布之后，“剩男”问题通过一串调查数据重新被表述为一个尖锐的社会事实。之所以用“重新被表述”这个说法，是因为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问题实际上已困扰中国多年，却很少被纳入“剩男”这个话语范畴。在剩女“甚嚣尘上”的年代，剩男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从未获得正当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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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为105.20（以女性100计算，下同），而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8.06。据国家统计局推算，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预计10年后，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的问题。面对这一数据，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论者指出，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在一些专家看来，中国的“剩男”处于绝对“剩”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不妨暂且绕过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从局部经验去重新想象这个问题。我居住的小区，位于省会城市的新兴居住区。在我楼下100米远处，集中着一些儿童游乐设施，每天都有成批的小孩在这里玩耍，他们的年龄在3至10岁之间。这为我近距离的随机观察提供了便利。经过多次观察之后，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在这个城市居住区，新一代小孩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女多男少的悬殊比例。简单地说，女孩成片，男孩寥寥无几。
我的这个假设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验证呢？我的母亲闲来无事可以与小区的邻居们家长里短，并很快为我收集到了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在小区近两年新出生的小孩中，女孩子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而就在我居住的这幢楼，新生儿出现了清一色女孩子的极端现象。从这个极端现象出发，我搜索了另一个空间维度上的数据：在我大学同班的二十名男同学中，八个人已生有独生小孩，男孩与女孩的出生性别比为3∶5。在未经更严格、更大范围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以上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来自又一个空间维度上的数据支持了我的假设。
在我乡下老家的新生儿中，男多女少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悬殊化的趋势。以我的家族为例，近年来新增小孩11人，男女比例为8∶3。根据村里人的表述，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村里出生双胞胎男孩的频率大大提高。我们村并不是个案。在现行生育政策下，确保男孩出生率的提高成了农村人延续宗法血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此悬殊，为什么在全国人口普查中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18.06？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另一个空间的悬殊比来平衡。这个空间就是城市。如果关注到城市的这个人口现象，我们就应该重新评估全国人口性别比数据的隐藏意义。它不仅仅是剩男问题，还包含了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除了剩男，还有一个剩女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剩女将进入第二代。第一代剩女属于奋斗型和扎根型，她们大多数还是来自农村，通过高等教育和个人奋斗在城市中获得相对优越的条件，并在扎根城市的过程中梦想着能拥有更优越的条件而成了相对过剩的女性。第二代剩女则属于天生型和本土型。在新一代城市新生儿中，女孩子一出生就意味着她们已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剩女。她们成长在一个阴盛阳衰的同龄环境中，并且不得不直面时代变迁中的城市剩女问题。
第二，剩女与剩男的城乡壁垒与对话问题。剩女与剩男将分别在城乡疯狂生长，这种局面已远远超出了人口普查数据的阐释空间。简单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已无法帮助我们合理想象未来中国剩女与剩男的两极化世界。由于中国城乡差异化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并存，壁垒与对话的双重局面也将在剩男与剩女之间长期存在。剩女将在城市中拥有相对优越的知识资本，而剩男将在农村中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资本。从理论上讲，两种资本的优势互补可以促进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的快速融合。但是，生活意识形态的冲突又将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拉回相互打量的两个世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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