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囊为重庆模式辩护 贬称批评者为虫为牛 (图)

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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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是薄熙来治下“重庆模式”的主要理论推手之一。近日，苏伟通过法国记者访谈的形式发表长文，系统性地为“重庆模式”辩护，其中针对批评重庆打黑罔顾法律正义的批评者，苏伟将其比作虫子和斗牛，进行了猛烈攻击。

6月上中旬，法新社北京分社记者玛丽娜、博思天、《费加罗报》首席记者海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驻京记者拉嘉德、《世界报》驻华记者布里斯先后采访苏伟，后者以此为契机，发表9000多字的访谈体长文，围绕“什么是唱红”、“唱红与打黑的关系”、“唱红是否左倾”等七个主要问题展开辩护。

在苏伟看来，“唱红”与“打黑”是相辅相成之举，只有又打黑又“唱红”，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苏伟承认，在选择红歌范围时，刻意避开了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那些调子“左”的歌，称它们不是“红歌”，而是“紫歌”——红得发紫的歌，重庆将它们拒之门外。

至于重庆打黑运动中的程序正义问题，苏伟并没有区别“法制”与“法治”在内涵上的区别，而始终以前者统称。他绕道法国，高度赞美巴黎公社开创的“议行合一”传统，并称必然取代西方通行的“三权分立”而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

在这一前提下，苏伟称重庆打黑是“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制行为”。而质疑打黑的声音，在苏伟看来不外乎归于两类，一类是被重庆打黑触动的特殊利益集团，另一类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以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有色眼镜”的人。

在程序正义的实质问题上，苏伟以吃饭打比方，一方面承认“民主”和“法制”是普世价值，但同时又认为这种普世价值没有意义。针对批评重庆法院缺乏独立性，政法委领导公检法部门办案的声音，苏伟反驳说，共产党对公检法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特征，正如在一口锅里“乱煮乱捞”地吃火锅就是重庆人吃饭的特征。

苏伟更从道德层面严厉指责批评者，称他们还不如在夏天出生、从未见过冰的“夏虫”，轻蔑地称“你给它讲什么是冰，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它搞不懂的”。苏伟还更进一步地指控，对于那些看到冰却不承认的虫子，“就有立场和特殊利益问题了”。

虽然重庆检察机关在追诉李庄“漏罪”时，并没有将所谓“合同诈骗”列入其中，但这并不妨碍苏伟继续将李庄索要代理费用的行为作为他眼中“黑律师”的典型，并成为代表“特殊利益”的具体事例。苏伟更宣称，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苏伟还针对采访者的背景，频频用法国历史为重庆辩护，例如用法国人不会唱马赛曲来为“唱红”辩护，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法国1789年革命相提并论，并用萨特带上红袖套作为他支持毛泽东的例证。

对于批评唱红是左倾回潮的观点，苏伟再次轻蔑地将其比喻为斗牛，正常的红布在斗牛眼中都是“左”得很的火，非得拼命把这团火顶灭。因此苏伟充满优越感地表示，重庆的一贯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牛们去说吧”。

然而另一方面，苏伟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毛派，称他们是少数真“左”的人，实际上在给重庆“帮倒忙”。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模式的官方智囊中，苏伟罕见地公开提到薄熙来的在十八大后政治前途的话题，虽然他坚决驳斥了推断个人名利动机的做法，称之为“具有广泛自发性的历史性谬误”，另一方面，他自豪地列举了重庆当政者的政绩，认为已经树立了足够的口碑，不需要再通过唱红的方式去“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