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变震撼海外华人 身份追寻经历失根、寻根、重根(图)

　
6月20日拍摄的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旁的上海中心大厦主楼核心筒建设工地

据美国《世界周刊》报道，经营纽约市景点门票的袁鹏不久前回到北京给父母扫墓，刚刚归来的他表示，他对北京的巨大变化只有两个字描述：震撼！他说，他在北京已经“找不到北了(普通话摸不清东西南北的意思)，心里很失落，感到回不去了，因为童年的记忆全没有了”。上海籍移民吕玉新博士几年前回上海探亲时发现，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大。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表示，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差异，他感到自己“两头不是人”。

不仅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变化巨大，一些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镇也同样如此。纽约华策会小区拓展专员郑杨超十年前从福州马尾移民美国，“最近几年回国几次”。她说，出国时，家乡是旧房子，现在到处在拆迁，“都不认得了”。温州籍移民方银生是温州市七都镇人，1995年赴美谋生，2010年回到七都镇探亲时“找不到家，因为小路没有了”。

华人失落 心理受冲击

家乡巨变带来的不仅是兴奋，而且更有失落。有华人发表文章称，一名加拿大华裔青年回到中国“并未找到自己的根”。青年说，在这段带着祖辈记忆的特殊旅程中，爷爷姥姥唠嗑述说的家乡，早就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他们根本不熟悉的老家，不只是建筑，不只是老家的宅子，整个环境和人们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沙斯曼(Nan Sussman)博士是纽约市立大学史泰登学院心理学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世界各地移民的回归现象以及这一过程对移民心理及文化冲击。她接受采访时指出，导致失根有两个原因。一、中国变化太快，人的流动也太大。当移民回到他们家乡时，家乡变了，人也变了，许多东西移走了。二、移民本身也发生变化。他们已经适应在美国生活，其思想和行为已与过去不同。“他们突然感到对家乡不能适应”。纽约华裔心理医师金晓春博士指出，有些人有失根感，而有人则没有。产生“失根之感”是因为这些华人仍保留中国文化，而没有“失根之感”表示他们已经认同美国文化。
　　
吕玉新博士在1970年就从上海下放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日语系。他在日本从事过学术研究，后在纽约圣若望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获得世界史博士学位，现在几所大学担任教授。2009年，他回到上海，并到北大荒访问。出国多年后，他回到中国感到很不适应，“对中国不习惯了”。他说，这种不适应是由人际关系和体制不同带来的。他觉得自己既有中国文化，也有美国文化，“把中美文化混在一起了”。他举例说，曼哈顿的高级厨师做的菜肴不同在调料的不同，厨师用不同的原料配制调料，关键就在这调料上。“我就像这个调料”。

同时，有些海外华人在设法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位作者在文中描述加拿大一华裔青年回到中国的观感。“在中国，我好像到了外国；回到加拿大，我似乎回到中国”。“炎黄子孙在海外努力守住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但是中国却大踏步地走向西化”。

四种情况 认同美文化

金晓春说，华人移民在认同美国文化上大致分为四种情况：认同中国文化、认同美国文化、既认同中国文化也认同美国文化以及既不认同中国文化也不认同美国文化。他指出：“最后一类人被边缘化，生存比较困难”。

前两类华人属于单项认同。他们接受一种文化，或者坚持中国文化而抗拒美国文化，或接受美国文化而放弃中国文化。许多华人来到美国就住在唐人街，一句英文不会，完全是中国思维，拒绝美国文化。“这些移民比大陆的中国人还中国，但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也看不惯”。他说，一部分高学历的华人很快融入主流，子女不讲中文，有的家长骄傲地称“我的孩子只讲英语，将来要找美国对象”。他们的代价是牺牲中国文化。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满足，也可以”。

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是第三类人，即双向认同。他们既接受美国文化，鼓励子女交美国朋友，也不放弃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他们对两种文化都认同，在学习和工作中容易如鱼得水，既有美国朋友，也有中国朋友。“他们参加中国人的新年庆祝活动，也去美国人的教会祷告”。

香港学者蔡昌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移民。他在《新移民论：社会学的见解》一文中说，学者们提出六大类海外华人移民。一、落叶归根，即旅居者心态；二、斩草除根，即完全受移居地同化；三、落地生根，即适应移居地社会，定居过日子；四、寻根问祖，即追寻及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五、失根离祖，即处于流放状态，如漂泊的知识分子与祖国的根断了联系；六、再生重根，指跨越国家疆界，不愿安居和生根在任何一个国家。

边缘化者 处境最糟糕

金晓春说，有的华人在美国被边缘化，其特征是既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也不认同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他指出，这些华人离开中国是因为对中国某些地方不满，如有人与工作单位领导关系紧张，负气离开。但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也不尽如人意，成为边缘人。

边缘化的人“最糟糕”。他们没有中国朋友，也没有美国朋友，喜欢抱怨，也不参加华人社团。他们不投入小区活动，也不做义工。因为天天不开心，结果患上忧郁症。“我有的病人是这类边缘人，抱怨中国不好，美国也不好”。一些人回到中国后又回美国，有人甚至来回好几趟，感情最痛苦。他说，完全美国化的人回到中国也不习惯，但不会太难受。而认同中国文化的人能否回国发展得很好，也很难说。目前，在美国华人移民中，这几部分人的比例各占多少尚不知晓，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生根寻根 观念大不同

近年来，美国华人掀起回中国寻根热潮。每到夏季，华裔青少年寻根团陆续飞往中国大陆，让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回到父母的祖国寻根。与此同时，一些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也开始回乡探亲，满足多年来的思乡之情。

邱辛晔表示，他的感觉与寻根的人恰恰相反。他说，许多华人感到“失根”，是他们太讲究“落叶归根”，对家乡的感情太强烈。华人的根究竟在哪里？人的根实际上“是文化，是传统”。他的想法是“落地生根”。他还写下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境。该诗的最后两句是：“故国长辞去，美洲开我宗”。他说，别人是祖宗在哪，根就在哪。他的观点是，子孙在哪，根就在哪。他说：“根不要跟着祖宗走，而是要跟着儿孙走。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都是美国人”。

许多华人存有过客心态，对当地小区不关心。他说，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华人小区的人数明显减少，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认为，很多华人实际上已有身份，但是不想登记。他们“人在这里，心在中国”，就像关羽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

子女婚姻 成文化指标

对子女婚姻的态度是检测华人父母接受美国文化程度的一个指标。黄琼华说，过去华人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地位低下。由于排华方案的限制，华人不能购置房产，不能做联邦雇员，也不能与白人通婚。许多华人只好回到中国结婚，也有的华人与非洲裔通婚。

美国白人实行一滴血政策。“如果白人祖先与黑人通婚，那么后代就是黑人”。华人也是一样。这些华人与黑人混血的子女也很难找到华人配偶，只有和黑人通婚。最后，他们就融入黑人小区中。她曾经见过带有中文姓氏的黑人，感到很奇怪。这名黑人表示，他在华埠出生长大，但是父母让他在杂货店后面工作，“不让外边人看到”。黄琼华说，许多华人父母希望子女和华人结婚。但是，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华人就很困难，同学和邻居都是白人，子女交的朋友也都是白人，于是家长很紧张。有的父母甚至把子女送回中国大陆，希望交个中国朋友。

福州籍移民郑杨超说，她的乡下同学基本上都来美国了，福州城里的青年人都留在当地。她现在很少与同学联系，因为没有共同语言。她透露，在美国读大学时，也有白人同学喜欢她，但是遭到父母的反对。她说，比较理想的男友应该和她的情况差不多。

金晓春说，有的华人父母只接受中国文化。如果女儿找个白人，会受到家长排斥。“如果女儿找个西语裔或者非洲裔的对象，那就要父母命了”。他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十几岁的华人女孩找了一个西语裔的男友，父母知道后，把女孩押送回中国。“有的父母甚至因子女找外族裔的朋友而与子女断绝关系”。他说，一些西化的家庭在家只讲英语，交的朋友也都是美国人。因此，他们的子女将来会和白人结婚，不会找中国男友。有份调查报告显示，2006年，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和外族裔结婚的比率占到59.5%。

中国崛起 华人渐自信

黄琼华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华人子女为了融入白人社会，不讲中文，只讲英语。有的华人家长给孩子带米饭便当，但是孩子不要，因为吃米饭会被同学耻笑。但是，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掀起民权运动。受其影响，亚裔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相信，“黄皮肤就是美，吃米饭是正常的”。

华人的意识随着民权运动逐渐觉醒，也认识到，“语言也是人权”。纽约华埠曾经出现“义和拳”组织，反抗英语的强权。中国崛起后，美国华人开始恢复自信，拥抱中国文化。过去20、30年，中国大陆新移民涌入纽约华埠，主流社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中文热，加上中国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中文成为主流语言。“但是，大多数研究华人的学者不会中文”。

她说，华人子女都有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她的女儿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同学都是白人，女儿也认为自己是白人。“她的学校请我去演讲，女儿装作不认识我”。后来，女儿参加学校演出，扮演一个角色，被同学认为“有外国口音”。实际上，她女儿的英文很地道，但因为肤色的原因，被认为具有戏中角色的口音。这件事让她的女儿出现华人意识，承认自己是华裔，要求参加华裔俱乐部。“女儿后来想通了，世界不是白人的世界，世界的规则也不是白人订的”。她认为，华人子女的族裔觉醒很重要，人人都要过这一关。

梁志英(Russell Leong)是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裔，家族来自广东新会。他目前是洛杉矶加大(UCLA)英语系副教授，教授小说和诗歌写作，出版过多部小说和诗歌，并担任该校的亚美学报季刊编辑长达33年。他认为，“人的根实际上是心理上的想法，不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在旧金山华埠长大的他在1984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参加中山大学召开的海外华人文学会议。“看到那么多人讲中文，觉得讲中文并非低人一等”。他认为，美国华人小区与中国密不可分。中国强盛后，美国华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回到中国后，我觉得自己是个华人，也是个美国人”。

抗拒同化 “我的唐人街”

梁志英在15岁时出版《我的唐人街》画册，描写旧金山唐人街的情况。他说自己具有“小村意识”，把唐人街视为自己的故乡。“每次到外地出差，我都要打听当地有无唐人街”。然后，他就去当地唐人街买酱油、醋、面条和茶叶等。“吃过一碗面条，感到很满足”。

香港学者蔡昌认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是华人对抗同化的一种方式。他把移民融入新社会粗略分为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 (accommodation)两种模式。前者指少数团体采取多数团体或主流社会的价值和行为标准，最后被多数团体所吸纳；后者则是各族群彼此适应，共同生存。

在日常生活中如购物、娱乐和语言沟通等，“华人移民主要在自身族群圈子里，造成华人一直独立于主流社会”。不过，近代社会逐渐舍去上述两种融入模式，改而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赞成社会应具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应予保护”。他指出，多元文化社会加上文化融入和身份认同因素，都会衍生华人的“失根、寻根和重根”的身份追寻过程。不管是经过同化、顺应或多元文化移民，还是变成落地生根的居民和落叶归根的旅人，大多会经历过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痛苦。他认为，“未来的地球村将更会是一个移民的世代”。事实上，推动多元文化和共融文化会是走向文明世界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