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中国人思想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四、中国人思想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面对目前中国的问题，许多人觉得这是法律的问题，人们有法不依，中国没有形成法制社会，法律惩治不够狠。这样说的人还说：只要由我来制订法律，把西方的民主框架如三权分立等拿过来，包管立马实现法制社会、民主社会。

说这样话的人，第一，没有制订法律的资格，资格被中共垄断了；第二，若真由他来制订法律，一样会出现糟糕的场面，法律没有人遵守，人人违法，法律还能够做什么呢？非但实现不了民主，而且必然出现如中共危言耸听的那样：天下大乱。大家想想，这样的情况，辛亥革命之后，是不是出现过多次？

于是有人喝道：你这么说，是如同中共一样，说中国人不适宜搞民主，素质低，不配实行民主体制！

我的回答是：不，中国人是适宜搞民主的，五千年前上下，就实现过。中国人过去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这是典型的民主政体。孟子两千年前喊出了这样理念，与布什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理念实为一体。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把民主体制照搬过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单有法制也不行？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民主实现的前提与本质，到底是什么？单纯把形式拿过来，当然是行不通的。

难道民主实现的前提，不是宪法、法制吗？

不是。宪法、法制，只是民主实现的一个子前提。单有这个子前提，还很为不够，一个很浅显的事实，假如你制订了法律，人们不遵守，你怎么办？杀吗？杀之不尽。关吗？关之不绝。

一个旅客带了箱子出门，箱子上了锁。这锁只能够锁住君子的手，锁不住小人的手。小人会拿个小刀，把箱子捅穿，或者干脆把箱子偷走。

不要认为法律是万能的。法律只能够锁住君子的手，锁不住小人的手。没人看见时，小偷会作案。没人看见时，小人会糟蹋法律。在一个人人为小人的社会，再怎么样的严刑峻法，也忙不过来，也无所适从，因为从违法者到执法者，都会成为小人，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良好的法律首先应该让君子的日子过得舒坦，小人的日子过得艰难，然后鼓励小人转变成君子，转变的途径畅通无阻。也就是说，法律起到锁住君子的手的作用，再起到把小人转化为君子的作用。这样，除了箱子主人，其他人都不会去动箱子。

既然你要实现民主，必须把民主实现的母前提，一并拿过来。如果单纯有子而无母，则你的民主，就成为无本之末，无根之草，很快会枯萎凋谢。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模式彻底失败，最终成为共产党嘲笑的话题和把柄，无一不因为如此。

那么，民主实现的母前提，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分析以下现象。

法律需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人们自觉自愿遵守。人们如果不是自觉自愿遵守法律，而是威逼威压后遵守法律，那么这样的法律，将随时导致一触即溃，反噬自身的后果。

实际上，目今中国的法律条文不少，已经很多了；不松，已经很严了。在如此背景下，依然违法乱纪横行，与法制社会不沾边，你能说根本问题是缺乏法律吗？

如果内心谨守道义良知，从不逾越，五个字就可以成为一位官员的全部法律，并使他成为一位基本合格官员，这五个字是：公正，不贪财。如果内心无视道义良知，不谨守规则，而是千方百计寻找规则漏洞，主动制造不受规则制约的机会与场合，主动创造不公正机会，避开监督，则千百条规则都只针对弱势者，防范不了强势的他。发展下去还会导致一部分弱势者主动依附于强势者，成为强势者的家奴，在强势者庇护下逃离法律制裁。中国自春秋时期后的法律，基本上是这个模式，今天更是如此。

没有一条依赖于人去实现的规则，能够含括一切，没有一条法律能无所不包。法律的实现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察，依赖于人去实现。人的眼睛，是会闭上睡觉的，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人于无人处，当人仅仅处于“你知我知”的暗室，而忽略“天知地知”的良心约束时，贪赃枉法就会无处不在，人们根本不把违法当一回事。

一个人违规驾车，本来要罚1000，要开具发票，但交警说罚你500，不开发票。交警把500直接塞进兜里，违规者也节省500，你说法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解决不了，两个人都不会说出去。违规者或许有一天会反省，检举，第一，他有可能出于对那位交警的报复与要挟心理，这可能招致交警群体更疯狂的报复，形成对法律更严重的践踏；第二，排除第一的情况，违规者完全出于公心检举，那绝不是因为法律的威慑，而是内心出于对义的审视。同样，如果交警最后把事情交代出来，自我忏悔，也是因为良知的回归，而不是因为法律。

法律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法律连这样小事的一个预防作用，都起不到。

中国历朝历代，什么人最想要严刑峻法？是统治者，和只为统治者服务制订法律的法家人物。统治者一方面严刑峻法要求庶民守法，一方面自我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来看看这么做的人的最后结局。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为秦国制订法律，完全出于君主角度制订法律，把人做为君主驱使的必然工具，忽略用法律来保护庶民的自由权利，最后他自己死于这样法律之下，被灭族。他这么做，是他行恶法的必然宿命。

后来的法家，韩非子死于李斯之手，李斯死于赵高之手，赵高死于起义的农民之手，都死得很惨。

法律制订的是条条框框，忽略内心对义的审视与操守，守法只能够得到对义遵守被动的一面，无法主动提升人们对义的认识和坚守。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弄法律，也玩弄人。过去中国，有许多皇帝为他下面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大臣所玩弄。

在道义良知面前，乞丐拥有同样尊严，其高尚行为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在法律面前，连皇帝都可以被玩弄，更遑论普通百姓。道义良知面前，才能够人人拥有同样尊严，才能够形成对法律的坚守。如果你明白这点，你还会认为一个健康社会，仅有法律，就够了吗？

秦始皇废仁义，用法家，玩法家，最后死于赵高之手，旨意遭篡改，国家遭篡夺，建立的王朝才十五年就结束了，且后面几年，秦朝的江山姓赵，被赵高掌握实际权力。

再往后，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最后都死于（或者自杀）法律规定要夷九族的造反者面前。反过来皇帝家族遭夷灭，而不是造反者。

商鞅死于法律，韩非子、李斯、赵高死于法律的循环绞杀。

末代皇帝死于法律，而不是活于法律。

得势时，法律是他们凌辱别人的最有效武器，失势时，法律是他们最无奈的奢望，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恶法下，所有人都逃不过被循环绞杀的命运，没有人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只是食物链的一环，是食者也是被食者，不是终端，这里没有终端。

只有内心慈悲，对道义良知共同遵守，才是所有人共同活下去的基础。暴力与罪恶，到此为止，在人们内部进行的利益搜括到此为止，形成合乎义理的公允分配原则与互相救助原则，义理得到倡导，人人都是稳定安全的终端。

中国周朝之后的朝代，都找不到这点：朝代变了，法律不变，人的生命保障观念不变。找不到这点，则所有法律，都是恶法，不能够普遍保障人的生命。

与其身死家灭，为何当初他们不制订让利于民，人人平等的法律？这样，利益让出去，虽不能活着时享有特别权力，却能够将家族传承下去。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聪明的做法。

两千年前的孟子，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可是没有人听，皇帝们不听，再造反成功的人也不听，现在的中国人，执政者，也听不进去，认为自己能够争取到法律上游那一极去，认为自己会成为食物链终端，食肉食人，结果照样避免不了身死家灭，为天下笑的局面。一代一代人都犯同样错误，利令智昏，看不到百年之后，不顾子孙后代福祉，真该为中国人感到悲哀与难过。

迄今为止的中国，无论什么人制订法律，最有用的是法律，最没用的，也是法律。

如果仅仅把目前中国的问题，归纳为法律问题，以为解决了法律问题，就解决了一切，民主立马实现，看似很有道理，很热情，然而，热情的背后，有多肤浅可笑。

一个教师在讲台讲课，说道：“请大家安静，下面上课了。”他转身在黑板上书写，学生们在他转身霎那，嬉笑取闹。于是他停下来，正视学生。他一转身正视，学生们就安静了。等他再转身书写，又不安静了。老这样下去，当然不行，为了让学生们安静，他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并在学生中间安排干部，这些干部起到监视与报告作用，凡讲话嬉闹的，都被教师严惩。结果，当然好一些了。可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学生们收买或威胁干部，干部不报告了，还说打小报告影响自己上课心情，不当这个干部了。

面对这个情况，教师无计可施，他知道思想工作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许多学生根本无视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曾经是被批判否定的，至今没有形成让人们学习的向心力；而目前的实用思想都不能够以理服人，都不能够形成正确认识。又因为人们的命运被中共操控，学生们普遍认为：读书没多大作用，也改变不了命运。学生们对学习没有良好愿景。

学生们也不惧怕严惩，因为教师再怎么严惩学生，无外乎谈谈话，跟家长见见面，罚扫几次教室。罚扫教室老师在，我就扫，老师不在，我就不扫。这有什么呢？学生们根本不把这种惩罚当一回事。老师在这中间累得要死，威逼利诱的方法使尽，都未必凑效，他身累，心更累。最后，只好无奈放弃，听任学生发展。

这是中共建政后，中国大部分课堂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课堂，老师大量精力耗费在讲纪律，惩罚学生这块上，而不是主要用于知识钻研与传授。不要认为这是老师们的无能，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大问题。

学生们所犯的不是大错，没有任何纪律能够真正惩罚他们，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彻底预防他们。除非学生内心发生震动并改变，否则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改变他们。

中共官员也是如此，只要这个官员不杀人越货，犯大错，公家的东西，他拿一点，吃一点，招待的时候，大手大脚一点，以党和政府名义，制订公开的政策或法律，为他们服务，舆论上欺骗迷惑群众，这样没有法律能够惩罚到他，没有手段能够预防到他。国家机器在他们把持之下，除了他们内心自中华传统而来的一些操守，再没有什么对他们形成真正约束。中共不强调人内心对道义与良知的遵守，中共只强调党员对它绝对忠诚，不违背它的主旨，故而，不受约束的中共官员，都是进入闹市的虎狼。

纪律，法律，在这里都没有作用，一点用都没有，宪法与法律，只是为维护极权统治做出贡献的遮羞布。内心不改变，换另外的人去制订法律，会出现同样结果，或更甚。法律虚设，成为骗人的把戏。没有公开称帝的，比曾经那个公开称帝的，依次序递进，更为狠毒。

不要认为你去制订法律，会比他们强多少，递推的结果，是你有可能必毛泽东还狠毒。不要认为你会自觉接受人们监督，你凭什么能够保证这点？你的信誓旦旦依赖于什么？人类誓言的起点，依赖于对上天做出的保证。如果你不确认上天存在，那么，你起誓的时候，一定一边起誓一边偷偷发笑，从而你做出的誓言、保证，目的只有一个：欺骗人们，利用人们。不承认三点确定一个平面，人们没有平面的感觉。不确认上天的存在，任何起誓都是犯罪。

执政者要接受监督，保证彻底公正，但对于保证公正，人的监督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只有遵从天理，和服从天出发的文化背景与誓言，让天形成一道无所不在的监督，才能够让公正、誓言落到实处。

日本幼儿园的孩子，每个月都到佛堂或寺庙去一次。他们去做什么？难道是去烧香？他们是去接受庄严神圣的教育，去一点一滴感受那些神圣的高尚品质，在未来，他们都将会觉得，这些高尚品质，与生俱来，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更改。

如果中国学生的第一课，也是庄严神圣，形成对规则遵守毫不逾越的信念，则中国课堂上，就不会出现今天如此乱糟糟的局面。针对话题，围绕主题，学生们可自由讨论，大胆提出疑问，但不应将与话题无关的闲话带到课堂上。而当一人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所有其他人，都自觉安静下来，听这个人把话讲完。这既是尊重，也是一种共同契约，只有遵守这个共同契约，你才同样有资格，独立的，把自己要说的，说给别人听。你安静倾听别人，做出思考，别人才会同样对待你。为了让学生们铭记这一点，要让他接受庄严、神圣的场面，巩固这样印象。

那么，当老师发言讲课的时候，又有一些规定，教室里面不但需要安静下来，而且听课者还必须主动紧跟老师思路，自觉做更广泛的思维探索。

这样的规定，现在学校也有，但为什么不成功？因为第一，没有引入庄严神圣的规定，没有不断对这种庄严神圣加以巩固训练，没有将之做为从小的第一课，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共同认识。第二，没有对这样做形成更积极的心理暗示与诱导，积极读书的愿景，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今日中国，因为中共扼杀了贫穷孩子通过教育向上发展的通道，反馈在课堂上，读书无用论占据主流，有关系不读书也有前途，无关系读了书也没多少前途，于是导致都不读书。学生们读书的愿景是消极的。第三，没有对不如此做形成更有效的惩罚机制，惩罚是必须的，可如果没有第二条里对读书愿景的积极肯定，对学生再大的惩罚也没有用，大不了他不读书了，不读书也不影响他的什么。积极的读书愿景，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承担并实现的，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需要国家的保障。

安静上课，你有好前途；安静上课，没有人管你的前途。同样是规定“安静上课”，前者立即得到实现，学生们唯恐落后，后者学生们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光有规定，而没有规定背后的美好愿景，任何这样规定，都是毫无意义的。

类似的还有：遵纪守法，国家保障你的日子过得舒坦；遵纪守法，只是国家稳定的需要，至于你过什么日子，国家不管你，甚至打打法律的擦边球，日子过得更舒坦。第二种情况下，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曾经出现过九部委管不好一头猪。这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写照。

认为法律“万能”的人，实际上是不懂法律本质，不懂法律产生的背景，只知道法律的一点外壳。

在中国，孩子去上学了，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庄严的场合。荒诞的是，在中共教育模式下，过去一些学生接受的第一课，竟然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天安门，热爱毛主席这样毫无意义，虚伪虚假的课程，孩童们还不太懂对父母的爱，还不太懂什么是爱，却必须首先肯定对共产党、共产党领袖，无私的爱，中共把所有人从家庭里剥离，变成它的附属奴隶，你说它这种做法，有多邪恶，又有多荒唐。这样的课程设置，在今天已不太灵验了，学生们对所谓领袖伟大，嗤之以鼻。在剥除中共的一些虚伪面纱后，学生们的精神无可寄托，当然会在课堂上出现嬉笑嬉闹的现象。教师疲于维持课堂纪律，差不多一事无成，学生们也如此。

隆重、庄严，坚守道义良知，塑造崇高品质，需要学生、家长、社会的全力配合，形成一道永不逾越的天然规则，上升到天、神的高度。

曾经有一个人高喊：大家不要做恶事，不能随便杀人，做恶事会得恶报的，会遭天神惩罚。又有一个人高喊：大家不要相信他，人世间从来没有什么天神，也没有什么鬼怪，当然也没有什么报应，大家快丢掉对天神鬼怪的恐惧，享受充分自由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有天神，天神跑出来给我看看？

天神并没有跑出来，很多人相信了第二个人的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走路不恐慌了，不用担心前面坟墓中有鬼出现。

依赖于第二个人观点夺得政权的统治者，只准人们相信第二个人的理念。接下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给了人们彻底行恶事的自由，无论怎样疯狂杀人，都没有顾忌了。人间的法律，惩罚不到他们，他们可以绕过去，可以砸烂公检法。人类越过敬畏的第一道坎，就无所畏惧了，原来倡导过的忠信仁义，没有人遵守了，人们相互欺诈，倾轧，勾心斗角。同一桩简单事情，基于忠信仁义，很快就可以解决的，结果花大量时间精力，也解决不了。在这样社会背景下，诺言只不过是垄断者说出来欺骗人们的手段；人们只不过是一些随时供统治者宰割的猪狗，随便宰割了，也再没有人相信会得恶报。人们使用暴力自相残杀。暴力一旦开始，人类就陷入暴力的循环乐趣当中，几乎不再停歇，整个人类就此陷入疯狂与混乱，人间地狱就此开始。人们无戒律可守，行恶毫不顾忌。杀戮遍布，血腥满地的世界出现了。

迄今为止的最杰出科学家，都在证明、感悟，觉得这个世界之上存在天神，天神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而不是这个世界之内。就我所感觉到的智慧与应有的慈悲而言，哪怕这个世界没有天神，我也宁愿相信第一个人所说的话就是真的，至少也应做为善意的谎言真实的相信，形成彼此互信、温暖的社会体系，形成对行恶的戒止心理。而且，只有相信天的存在，相信报应的存在，只有在上天面前存在某种神秘的敬畏，只有在行恶面前存在种种戒惧，人们才不会在对方转身的霎那，掏出刀子刺向对方后背。

有谁能够不转身呢？有谁能够不将背交给别人？会有些什么人唆使人类拒绝承认天的存在？只有那肆意行恶的恶魔。

飞蛾扑向大火，自取灭亡，只因没有对炙热的敬畏与认识。它简单头脑里，向往光明，却否认眼睛看不到的炙热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否认天的存在，天浩淼广大，并不因之而有损伤，并不因之而嗔怒。可是，失去天庇护的人类，会自相残杀，人们会在自我屠杀当中走向毁灭。最近六十年的中国，这样的自我屠杀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以及现在社会相互施恶带来的恶性循环，够深重了。中国传统是一个尊崇天的国家，只有回归天的怀抱，中国人才能够重新找回正确的秩序。

人类的头脑否认天的存在，如同飞蛾否认眼睛看不到的炙热一样，简单与可笑。

人转过身去，眼睛就看不到前面。面对罪恶，人的眼睛会闭上，天的眼睛无处不在。面对混乱、失序、罪恶，最聪明的人类，发现了天，认识了天，甚至还可以说，创造了天，让天的规则更为完善，之后谨守天的规则，人人崇敬他，敬畏他，服从他，沐浴在天的光辉下。这样，混浊退出，秩序井然，人类社会，良性运转。

法律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民俗民情。法律是民俗民情中一些永不可逾越的东西，提炼升华，将之做为契约，共同遵守。而中共的法律，是缔结在阶级意志基础上的，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的法律，对本阶级内部成员，尤其是对于本阶级内无所不能的先锋队——中共，不构成任何约束，故而，目前中国的法律，仅仅是中共压迫人们的工具。中共本身漠视法律，人们迫于威压被动遵守法律，而不是主动。

法律体现的不应是阶级意志，而是权利保障与人人平等。中共公开用阶级意志这个观念，抹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基础，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为所欲为。封建社会，在表面上还讲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呢，中共则公开用法律来压迫另外一个阶级，取消平等，何其赤裸裸，何其毫无人性。

纪律、法律，都不是无所不能的，都有其无法触及的角落，有人监察，他或许会表现得遵照法律，没有人监察，或者监察者是他自己人，他就可能对法律任意践踏。

培养对天的崇高认识，让天的眼睛来审视人们，人们乐于自觉接受这种审视，自我反省，这是一个健康社会、法制社会的前提。只有内心对道义良知上升到一种信仰高度，并感受到，不如此则上愧于天，下惭于地。并认识到：规则人人坚守，不逾越，则社会良性循环，得到共同愉悦的效果；规则人人不坚守，任意逾越，则社会恶性循环，得到共同毁坏的结果。

必须在法制、民主的同时，形成法制、民主的共同基础：自觉遵守法律，而不是践踏法律。严刑峻法保障不了这个。需要实现人人最大权利保障与人人平等。

在中国，要想形成民主法制社会，在把民主体制，法制规则拿来的同时，必须将以下要素同时拿来：

第一，敬天，永不逾越天这个框架，天的规则。天或许很抽象，但道义良知不抽象，对道义良知永不逾越，即对天永不逾越。内心自觉形成这个认识，每天诚恳的要求自己做到这些，忏悔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并常常修正。在无人处，在法律边缘，也不做任何违背。诚信真实，童叟无欺，绝不违约。
培养对天的崇高认识，并让天的眼睛来审视人们，人们自觉不逾越规矩，最终才能够形成有效的良性规则，即法律。
第二，爱人，所有人同等权利保障，人人平等，慈悲为怀，形成人人愿意在这个社会而不是逃离这个社会的愿景，这个愿景是可以实现的。没有积极愿景，任何法律制订后，都不是给人遵守，而是给人践踏的。中共曾经给过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愿景，前文已经论证，那是虚幻的愿景，且共产主义并不具体到要怎么样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它自己也说共产主义要几百年后才能够实现，但实际永远也不能实现。

第三，正义。塑造正义的环境氛围，浩然正气，正义凛然，正气旺盛，人们胸襟广博，宽容待人。籍此消除内心的暴力急躁狭隘等情绪。中共用它的哲学体系，给大部分中国人血管里带来了暴力、急躁、狭隘因素，需要逐一剔除。

以上三点，我把它们通称为义的思想，是实现法制社会、民主社会的母前提。高喊法律而只有法律条文，则法律为一纸空文；高喊民主而只有民主形式，则民主为无本之木。当年孙中山追求的民主为什么失败，因为只拿来了民主形式，而没有把民主实质拿过来，或者说，没有把民主实质建立起来。

大家都有共识：某地民风纯朴，则作奸犯科的人少，违法者少，有人违法，众人都教育他，诫勉他。反之，某地民风刁恶，则作奸犯科的人多，违法者多，有人不违法，反过来众人都诟病他，奚落他，最终逼使人人违法。今天中国，几乎可以说，人人都在违法，真正不违法的很稀少，特别是官场里面，人人都贪，你一人不贪，立即就被排挤出去了。在追求严谨法律的同时，如果不追求法律背后的民风纯朴，你不违法，立即众人都排斥你，你的法律再好，也起不了任何作用。舍弃法律背后的民风塑造，实际上是舍本逐末。

一个塑造民风纯朴的人，一个以道德感化世人的人，实际上远比一个法律宣传者的作用更为重要。中国人恰恰都在否定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故而，积百年之力，也形不成良性社会。

今天中共法律，形同一纸空文，实质就是恶法，在中共面临全面崩溃之际，再发展下去，如同末代皇帝一样，这样的法律连他们自身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中共只有早日忏悔，改变恶法，放弃政权，才是唯一出路。

可以说，一定的宗教信仰，追求道义与良知，传播义理，将之上升到天的高度，永不逾越，进而人的精神需求趋于稳定，是法制社会的前提，也是民主社会的前提。就算不是前提的前提，必须把这个做为并列的前提，在建立法制体系、民主体制的时候，同时拿过来。

西方在形成民主社会体制之前，经历了漫长而广博的民主思想形成过程。中国的民主思想已经酝酿了长期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实际有百多年了。现在信息发达，只要人人自觉去做，则一切皆可做到透明公正，符合民主的本质要求。信息发达提供了两种可能：民主思想很方便的拿过来，民主监督依赖信息发达而无所不在。中国几千年前孟子等人就有“民为贵”的民主思想底蕴，故而，在今天这个背景下，民主思想的漫长形成过程可以缩短。民主体制拿过来，法制拿过来，只是大家不要忘了，要将民主实质也一并拿过来，那就是敬天爱人，正义的公平土壤，否则，民主、法制这两朵花再怎么好看，也将因为缺乏土壤而迅速枯萎。

高喊法律万能的人可以休矣。不要说法律的惩治将足够狠，专制社会正是这么做的，最终的结果是崩盘。民主社会法律的主旨只能是锁君子之手，同时鼓励小人自觉自愿成为君子，也能成为君子。饮盗泉之水，非君子不能也，乃不为也，不触犯法律，也是出于自发的理念：不愿为，不该为。义是法的根本，法是义的保障。有了义、民风纯朴做为背景，法律才能够保全，否则，法律毫无用处。

那么，如何实现义的良性运转呢？最重要的，是内心庄重、肃穆。把道义良知上升到信仰，上升到天的高度认识，永不逾越。只有庄重、肃穆，才能够把内心放荡恣肆的做法收敛掉。有善为之，有恶勿近。一个人只有庄重、肃穆了，才会认识到：自己这么做了，人人这么做了，这个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人人有福的良性社会。一个人只有庄重、肃穆了，才能够认识到“什么是义”，对义的认识不出偏差，做到恰如其分。

其次，良好的教育体系，方能够把义具体实施到位。学校教育仅仅是教育体系的一块，社会教育是更重要的一块。不但需要把握好学校教育，让学生们从小学习到正确的道理，更需要把握好社会教育。每个地方的执政者，首先就必须是这个地方的大教育家。社会中，必须每一善得到褒扬，每一恶得到惩处。如果社会教育不能扬善罚恶，不真实坦诚，虚假虚伪，与学校教育相背离，则学校教育，就不可能成功。

最后，应充分认识到义的思想、法制法律、民主体制，是整个民主社会并列的三驾马车。如果只有后面二者，则决不可能让民主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需要更多思想者，结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完成对义的传播，这非常重要，也更为艰难。你要实现民主社会，你如何聚拢人心对此的良好认识？你如何让人们醒悟？没有思想者的传播义理，可行吗？现在很多思想者，经常性的在讲法制法律观念，民主体制概念，对于这二者，人们的认识远比对义理的认识更为清楚。后面二者，可能还具有欺骗性，中共不都曾经这么样欺骗过人们大众吗？只有前者做好了，才能消除欺骗性。甚至还可以说，义理的充分传播，会自然而然生成正确的法制法律以及民主体制。故而，多做前者的工作，才是当务之急。尊敬尊重觉悟者，才能够形成示范与榜样效果。

居然有很多搞民主的人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人人一个作用的社会，不允许人有特别的作用，认为人有了特别作用，就会造成等级差别，进而凌驾于别人之上。这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平均思想影响下，对民主的错误认识。

否认思想者对民主进程的积极影响作用，认为人人只要站到一起来跑步就行了，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高尚的意识与情操，将得不到展现机会。民主是让所有人自由跑动。跑得快的，受到褒奖，受到重用，但任何跑得快的人，并不因此而享有特权，更没有任何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力，只有多做事和多获报酬的权利。跑得快也没有特权，要让人们自觉加强这种认识，得到这种认识。不能够因为曾经中共跑出来享有特权这个做法不对，就不准人们自由跑得快了，这难道不是因噎废食，禁止自由吗？

西方民主国家，至今都对改变他们民主进程的思想家，念念不忘，敬仰纪念。反倒中国人，民主社会都没有开端，就不允许人们跑得快了，不允许有思想家来思想传播了。中国人需要从这个错误认识中走出来。中国百多年以来，民主追求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就是没有产生民主的大思想家，没有产生大量传播义理的人。

此刻中国，更需非凡杰出之士，来广播思想，阐明义理，破开阴霾。尽可能面面俱到，防微杜渐，国家危难，为之厘定。若首先将这样人的作用予以扼杀否定，则今天人们希冀得到的民主社会，与昨天的中共的极权社会一样，贤能英明之人，不能脱颖而出，庸才治国。故而，大可不必否定非凡杰出之士的作用，但需否定掉他们身上的任何特权。人人可有特别作用，但人人都无特别权力，才符合人尽其才的规律，才符合民主社会的真谛。

饱读西学的人们，疾声大呼在中国建立法制与民主体制，他们清楚法制，清楚民主体制，唯独忽略义的社会是民主法制社会的大前提，忽略西方民主社会国家，个个都是宗教信仰、义的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如果这些人是主观故意忽略这一点，则我认为，这样呐喊的人，要么是受中共思想荼毒太深，认为无神论才是主流，思维转不过弯来；要么就是看问题看不到本质，不触及根本，反过来为民主制造混乱与失败假象，让人们觉得民主只是空中楼阁，帮助中共继续执政。

目今中国，不尊崇天，不归于天的怀抱，则一切改变的期望，皆是枉然。在中共邪恶思想的熏陶下，中国已没有正义土壤，很为可怕的是，最底层群众，丧失了正义基础。人们痛、冷漠、麻木着，任何正义声音，传递机会都很渺茫，更不要说广泛传播了。没有正义基础，人们对中共的恶明显认识不足，看不到义理社会的曙光，认为一切恶都是生存中“优胜劣汰”的必然选择，个个都是这样的，换一部分人执政也是如此，应该肯定，不应该否定。在中共的灌输下，恶竟然是被肯定的。反之，就算人们认识到恶了，也会因为无正义底蕴而惧怕中共，形成冷漠、麻木的特征。这是目前中国的真实状况。

要有所改变，必对人们说话，要对人们说话，必对人们承诺。中共以不断施舍利益来诱骗人，威吓人们说如果违背它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大罪。相比拥有全国物质基础的中共，你既不能实施物质诱惑，又不能实施威权威吓，你将用什么来让人们相信你，并保证实现你的承诺呢？试图依赖个人智慧来说服人们的做法，都失败了，都是徒劳的。而且中共已经让大部分中国人的智慧辨析能力，逻辑区分能力丧失了。“最好的智慧是诚实”，把最真实的理告诉人们，把最诚实的真相透明给人们，这样，人们就会顺其自然，做出正确选择了，人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理性的智慧。

对于迷茫的人们，你肯定会用道义、良知告诉给大家，你还会肯定的说：“请大家相信我，我向大家起誓，以天的名义起誓，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法律保障。”对了，你不知不觉中，就回到了天的怀抱，因为你知道，要让正义前行，你需要高尚的天给你做担保，担保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兑现的。

所以啊，义的保证，天的背景，让人们回归到中国自古即有的崇天文化，在天的庇护下过其乐融融的生活，因天的庇护而充满正义，进而无所畏惧，这既是你的唯一选择，也是人们的唯一选择，是今天改变中国的唯一希望。天是大家共同的，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天，不是一人是天之子，而是人人皆是天之子。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即真正的民主。我们需要真正的去尊崇天、维护天、敬畏天，而不是把天做为一个虚假的摆设，这样，诺言才能够实现，义理才能够阐明。如果不建立对天的礼仪、威仪，则人们对你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相信，又怎么可能改变什么呢？相反，把握国家物质基础的中共，会继续花言巧语的说它给了人们很多财富，很多自由，这样，人们会选择苟且偷生，继续听中共的话，既不会归于正义的途径，也不会回到天的怀抱。最终与民主社会、法制社会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