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性丑闻”毛“宠妃”泄露的机密(图)

主动泄露“机密”炫耀自己的丑事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著，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借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撚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著，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着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着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着，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着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拼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著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着，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心，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借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著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借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什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什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什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着反问我，你说是为什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分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借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著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着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什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什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借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着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着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所以对我“亲切关怀”和“热诚友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什么，原来此公别有用心又用心良苦。当时我正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有时就在杨府上班，能够面见杨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获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组”成员，这个“组”虽“小”，声望影响却极大，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择优推荐为“十三大”的新中央领导班子，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出人大、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他们的提名由“十三大”通过后，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就将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小组”。又有一小道消息说，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托儿”，他这个总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愿到手了。他把我当成了政治赌盘中的一只“骰子”，所以才对我“关爱有加”，不惜“礼贤下士”，对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摆筵席又谈心，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我为他做个“传声筒”。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白吃了白喝了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杨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过；那老丈人回家，又绝口不提“人事小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小组”，至于说他将主持军委工作，更是决不可能，并且我若真有什么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为别人说什么话，“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我是什么忙也没帮，什么话也没说，使他对我的期望，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地成为泡影。直到“十三大”结束，他也没分到半杯残羹，这才造成这位首长对我严重不满，因为我叫他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个专门教育别人，指导全军、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为了谋求高位，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个中将，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面前！以前他是为借助三妹之力，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借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实际是向她卖身，后来又向我卖笑，等于是个毫无廉耻的娼妓，虽然他原是个一米七以上的汉子。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并且是政工干部，不只是党的悲剧，更是军队的耻辱，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

三妹好梦不长，面临又一次婚变

那位首长之追求三妹，其实根本不是出于爱情，这种人心中可能从无所谓爱情，他当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层的门路多与关系深，正好为他服务帮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为别人效劳的人，她之所以与那首长结婚，也是以身作一赌注，预计他可能爬上去，后来虽然并未完全如愿，却也“屁股冒烟”有专车了，三妹总算也当上了高干夫人。只是她这时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来巴结讨好我时，她自己也对我格外亲热，一再对我柔情蜜意的，动员我也到她那里一起去工作，希望与我并肩作战。原来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为编《李伯钊文集》和写作《李伯钊传》，正与杨尚昆家“亲密接触”，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图大略。这时她已是总参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却正觊觎总政文化部长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他说最好我能和她一块干，她当上了总政文化部长，我可以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由我们两个把全军文艺工作管起来。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却又未动声色。她有如此官瘾，我却不屑相陪，但是当时我正被总参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开发那里从未开发的创作“富矿”，并打算在总参创建一个创作室，就顺水推舟地去了总参。去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愿望难以实现，就不太积极了。在与三妹直接相处共事中，我发现她其实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并且她根本不是这块料，这些年她已不是当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黄，接近晚年了，本来我就无意与她合作，在总参呆了一阵，就悄悄退了下来。三妹本比我小，却比我早离休，五十五岁当年就下了台，她的官运也到此划上了不圆的句号，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拼搏，全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就在三妹官场失利时，“后院”又起了火，她与其新任老公之间，又发生了严重问题。我开始不知道，有回在电话中偶尔问起那位首长，她竟立即破口大骂那“老家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说过，她那第二任老公，对她其实并无真情，由于三妹自有公务，不常回那首长家住，有人就乘虚而入，为她老公送来了“温暖”，那首长当然正中下怀。一来二去，三妹也风闻“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长处，那个“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长家电话连线，竟打电话来找那首长，明知三妹正在“窃听”，故意与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长说了许多肉麻情话来气她，等于公开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战。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对我在电话中臭骂那女的是“骚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脸”等等后，又向我严正宣布，要坚决与那“老家伙”离婚。他这一个电话打了至少一个小时，也痛骂了那对“狗男女”一个多小时，听得我耳朵都麻木了，连握耳机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劝她先消消气，不要着急，不能生气，等我们见面再细说。也就从那时起，我每次再见到三妹，她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痛斥臭骂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并且是循环反复，无穷重复，使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以致不敢再见到她。

三妹对其第二任老公，其实也无真情，他们这对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赌注而已。她对前任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倒是多少有点旧情，加之共同抚养了一儿一女，两人总是有些“幸福的回忆”。他们离婚后儿子随父女儿随母，父母又随儿女经常一起会面重逢，这时不仅儿女高兴，两个大人也很愉快。这里得补说一事，我那画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过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时的战友，后来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过舞剧及其影片。因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离开各自的“根据地”，两地分居，天长日久，不免发生问题，两人就好聚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战友，她才与画家结了婚。有一年画家前妻来京演出，邀请了画家及三妹各带儿女出席观看，看后还一起相聚交谈，形成了画家为一方，前妻为一方，三妹为一方，加上其儿女，共为“三国四方”式的友好会见。三妹的哥哥也与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个家，逢年过节三妹和女儿、画家和儿子就相约都去孩子舅舅家会合，全家相见依然和美欢乐。由于我与他们的友谊，他们就都带着儿女一齐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为这对离婚不断情的前任夫妇幽会之处。只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对三妹那新任老公严格保密。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首长还是侦知了三妹的不轨行为，后来他们打离婚时，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