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近日独家专访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他说的是1991年4月，当时他发现：想把共产党改革成社会民主党，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改变踩刹车。”当时苏共中央委员召开一次会议，几个发言人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重新实行审查制度。戈尔巴乔夫激烈反对说：“我受够了煽动，我要辞职。”他想另起炉灶成立民主政党，有100多个人明确支持他这样做。政治局介入了，进会场3个小时，批评了“逼宫者”。3小时后他收回辞职意愿。
从个人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当时真该这样做。他当时是苏联总统。如果真这样做了，叶利钦就成不了以后苏联历史演变的主角。因为那样一做，苏联政府就跟共产党分开了，马上就是多党制的政治格局，苏共就成了在野党了。而他作为苏联国家和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这时候是全国所有改革人物及其追随者的众望所归，叶利钦的最好选择就是跟随他。但由于情感因素他不舍得“放弃党”。这样他就失去了对他个人而言最好的时机，四个月后他被政变者软禁，因为援救他，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说的英雄壮举举世瞩目，四个月前属于他的历史机遇转人了。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也许戈尔巴乔夫就是为叶利钦扫雷的，所以头脑里当时才有对共产党的恋情，想将共产党改变成一个新政党的不当想法。现在他知道了，共产党的改革“只是化妆的需要而已”，只是“陈腐秽物”的“表面粉刷”。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父亲之一，中共母亲是列宁缔造并为灵魂的共产国际。而今中共“父母双亡”，瘸腿经济改革30年，背负起镇压六四学运和迫害法轮功的两大历史包袱，如同戈尔巴乔夫所见“人民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中共现在无法无天又无父无母，靠超级腐败的机制生存，解决问题完全不要民众参与。
这就是今日中共。昔日全民参与所谓“新中国建设”，不参加政治运动绝对不准。今日除非你是制定政策、决定人生死的官员，党对人的要求是最好“别搞政治。”你是商人，除了赚钱，少想别的。你是女人，多关心家庭和个人美容，其它事情少管。你是作家，只考虑写作和出书就可以了，参与社会事务就是闲事。这就是说，无论中国大陆今天面临什么问题，六四平反、法轮功劝退、强拆上访、饮食含毒、草原危机、环境污染，等等，那都只是中共各级官员的问题，决策是中央政治局的事。所以，中国人活在大陆所要求的是：不要操心共产党操心的事。
这个要求现在延伸到了国外。成了英国人的作家马建，牢记警察和亲朋好友要他“别搞政治”的告诫，写作之余除了大学和文学节演讲，几十年从未有过抗议示威活动，结果还是在回国问题上“被政治”了一番：先以回乡证入境被挡住，后以英国公民身份申请入境又被拒签，他要求跟“签证官员谈一谈”，答复是：“领导们都在开会”。中共官员这是干吗？就是仰仗着手中的国家权力玩弄马建。
不让马建回国，可以明说理由，可以“谈一谈”，正常的人和党都会这样。但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不这样，就是要马建自己去感悟共产党的厉害，去适应这种厉害，一次又一次地萎缩自己，让人格逐渐变成牛格、马格、猪格、狗格……直到共产党满意为止。党的满意是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明说授人以柄，颠覆中华民国时不得不明说“要实现民主”，这就把共产党限定了。极权专制在全国建立后，所有家庭都成中共免费的监牢或猪圈，这时候它要你悟。具体马建回国而言，它拒绝的姿态是：你不能站直。这就要马建不断歪斜身子。
这一招很阴毒。悟吧，马建看到马路对面正打坐的法轮功抗议者和旁边流着汗的太太与孩子，写申述请转交秦刚公使抬头看见了录像机，想飞到北京又不想被押送回英国，身边还有四个不能跟他坚持抗议的孩子……共产党现在不多说话了，它要做的事就是“以党的极权专制不变应万变”，万变则堕落：人们为了亲情、名誉、利益等红尘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跟中共极权妥协，而后同流合污。对于马建而言，他就要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只要“歌共颂党”，随时可以回国。
中共让不驯服的人悟到要顺从它，却不明说。因为它希望所有桀骜不驯的人只在它面前低眉顺眼。彼此之间死掐，它最喜欢。马建悟到了：“官僚主义加警察暴力就可以控制一切了。”而“大使馆……是封建思想的现代版”，这又未必悟对了。这样悟，把人思想搞的很乱。中国西周是封建国家，那时如果有大使馆，敢这样对待华人，就会有“国人暴动”似的民众攻打进去，把秦刚赶去养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半封建社会，人民出国不要签证，抬腿就行。如今有了中国共产党，不许人民参与解决必须商讨才能解决的问题，除了学党鬼混，别无选择。
中共有些像泰国人妖，可泰国人妖最后是女样，中共没人样。共产党从来就是人民的敌人。1921年7月23日，中共召开一大，开始颠覆中华民国。2011年7月23日温州高铁和谐号列车追尾出轨。共工酋邦成了死亡列车，太邪恶了。“人民”跟“社会主义”一样是中共的“蛊”。谁拿自己当人民，谁就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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