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是个人自由先行的循序渐进，到宗教公民或礼教国民的政治伦理形成之时，民主宪政水到渠成。“民主自由”，是中华民国国民在国民政治伦理未成之前的急功近利，企望推翻所谓蒋家王朝，实现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是大陆政治奴隶受中共极权专制奴役时的心浮气躁，企望骂醒国民实现民主宪政。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中国人在大陆进入“小人欺压君子”的魔性大发时期。我在论坛里行使自由权利跟人辨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却遭遇政治辩论，不分论证和论辩、独立思考和独断批判，被判决如下：“中国就有无数你这样的老鼠形成的老鼠会”；“错，我不是攻击，是恰如其分的描述而已，不是比喻而是描述，在我眼里国人大多数就是老鼠”。依照反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看这两句话，“无数你这样的老鼠”纯属信口开河的意象话语，无法也无从论证。从他眼里“国人大多数如此”，推导不出我必如此。但他却斩钉截铁的说我“错”，他“不是比喻而是描述”。这是一个辩论斗士，分不清先验独断和经验描述。
推断尊崇传统的人是老鼠，没有从夏朝到清朝的中国人都是“老鼠人”的经验描述的归纳论证，在此之前就粗暴断言，这就是西方哲学所说“先验独断”观点的逻辑错误。这样思维的人，典型的代表就是鲁迅、毛泽东，传播观点靠谩骂的气焰和军警抓人杀害恐吓。今日中国大陆很少人以归纳逻辑提出论点和论据。我教这个民主的逗鸟士论证时有人插言：“叨叨的瞎拽啥啊？都你这样更完了”。
这些人想都没想，他们在反尊崇传统时这种粗暴话语，就是借“民主自由诉求”侵犯个人言论自由。如果有公民或国民的政治伦理，他就知道这是不守思维规则的幼儿言行，说不出口；如果在国会和法庭这样说话，就会被警察驱赶出去。中国台湾人今天也未必思维都很清晰，但两蒋时代的国学教育使他们讲“礼义廉耻”，有胡搅蛮缠的羞耻感。有知无耻永不认输的人，把会场、论坛等讨论或辩论的场所当作战场，认为他说话粗鄙，是“更诚实更勇敢，更充满自信”，是“相信自己的××远比太监的大”，而我恰恰相反是因为胆小才“谈道德和修为”。
如此民主斗士充满粗俗，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党中国从小到大的学校教育和媒体、影视宣传中，被当作民主斗士宣传的中共党团员、工人农民都是这样。什么叫诚实勇敢？我们谩骂不能够用政治权力惩罚自己的祖传文化，把中共的现实罪恶和我们这辈人的懦弱归结为从炎黄到曾国藩的古人和近代人，这是诚实勇敢吗？不是。这实际上不过是不敢独自面对中共的懦夫的主观臆想，臆想鲁迅是勇敢的，他学习鲁迅，他也是勇敢的；谁批评鲁迅，谁就懦弱，以此自我麻醉。这些人还没学会理性思考。他们的思维前提是假定“国民劣根性存在，他在其外”。他们了解传统文化不读文献，只读从五四到现在的批判言论，兼听则明都做不到。
上述言论中有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优秀，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是如此的不堪？”“我们这个国家”是哪个？中华民国抗日获胜，伟大胜利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和影视教全民骂人，这跟教人斯文儒雅的礼教根本无关。我跟这个鲁迅粉丝说：依照笛卡尔哲学“我思故我在”的质疑原理，他该质疑鲁迅的“国民劣根性”命题的真伪才对，不问真假而人云亦云，会成为辜鸿鸣所说那种人：辫子绞了心中还有。对方回应：“你是连辫子不敢也不想绞了，因为那辫子是你唯一感到自豪的宝贝；国人大多数如此这才是真正的悲哀之处，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痛骂鲁迅的原因无非是鲁迅扒下国人的裤衩以后露出太监般的××”。
瞧见没有，鲁迅粉丝讲学习西方，当你要他学习理性质疑该质疑的观点时，他却不会像西方人在忽略了的问题被指出后会客气的说：“谢谢你指出了我思考中的疏漏，让我去审视‘国民劣根性’这个命题的真伪之后再来跟你讨论，好吗？”他不会这样做，却会以中国历史上被儒家文化遏制住的小人（太监、流氓、朋党）陋习来攻击人。谩骂是说理无力或理屈词穷后的焦躁，是人的魔性发作时的表现，是党文化在语言争斗中最突出的表现。文革时红卫兵的大字报普遍这样辩论。斗骂的人最容易被强权征服。例如，丁玲被誉为“鲁迅旗帜下的斗士”写《莎菲女士的日记》谩骂传统，被冤枉为反党分子20多年不敢有怨言，真正的奴性十足。
鲁迅谈不上什么勇敢，他只是敢利用中华民国时代的自由民权骂君子、骂政府赚钱。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骂毛泽东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会有多少鲁迅？鲁迅活在今天大陆会是什么样子？看鲁迅的台湾传人李敖来大陆清华北大演讲中恭维中共统治中国将有一千年的言论，就知道大概了。谩骂“国民劣根性”的人不会论证观点，只会论战争斗。这是共产党教我们的鲁迅邪术。这些人活在中国大陆，却连英国人费正清、比利时人雷震远对中国历史的知识都没有，理屈词穷后，说话跟共产党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出一辙，像个孩子。
“民主自由”，激进读书人倒果为因，谩骂古代自由文明的传统文化，钻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政治囚笼，说五四愤青的陈词滥调，头脑混乱。没有民主宪政之前，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先有国家，先有自由和文明四千、三千、两千、一千多年，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现代科技工业文明无法创建，世界各族就无法在今天由越洋电话、国际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地球村”和平共处。不要说世界，就说美国如果今天有中国大陆这样的谩骂，会有多少人死于枪下？
众所周知，希腊和罗马的多神教文化曾经消失一千年，欧美国家今天有谁谩骂和否定《荷马史诗》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欧美人怎样反思国家民族的？反思自己就是反思国家民族？个人不反思自己能反思一个民族国家吗？不能。如果这个人反思祖宗文化，他凭借什么？他是上天吗，他是神灵吗？日本、韩国从没个体出声去骂祖辈，他们才有今日自由民主的宪政。日本和韩国从没根本否定传统文化，只是以西方科技工业和民主管理的技术补充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叫“西学为用，传统（日学、韩学）为体”。台湾实现民主也是这样。
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人却以为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时间太短，还不够，还没有把中国五千年的道德传统的教育“流毒”肃清。现在讲启蒙的人，以为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时间太短，还不够，还没有把中国五千年的道德传统的教育“流毒”肃清。的确，美国人写了《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了《丑陋的日本人》，台湾人写了《丑陋的中国人》。这三本书我都有，看过。除了台湾柏杨有些轻微的偏激，日本人、美国人都说的是当代人，没骂祖宗传承给今人的文化。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百度文库中将《内在的敌人》最后两章删除了，看不到这三句话。中华民国在国民政治伦理尚未建立之际追求民主，给了中共以民主名义煽动工农暴乱、创建匪军，夺权之后最终剥夺全民自由的可乘之机，也就是说，民主自由运动使国民党丢失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撤到台湾之后，实行党禁（禁中共活动）言禁（禁中共宣传），保护日本殖民时期未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玷污的自由传统，1966年更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创建起国民政治伦理，终于在台湾经济起飞的1980年代再开放党禁、言禁，实现民主宪政，自由民主运动完成。
天主教神父雷震远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中谆谆告诫人：终结中共红潮赤祸，必须恢复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的天性，必须恢复孔教、道教、佛教力量。中共也真怕儒道佛的中国文化，如同《雾里看花》电视剧里的“朱仿清花瓷器”以假乱真，仿制了中国人――共工马列斗争部（民）族（可称为“共仿中国人”）。中共看来达到了战天斗地以毁灭自己的方式毁灭中华民族的目的。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法轮功横空出世，居然以气功修炼的形式复兴了儒道佛中国文化。
如同旅德中国大陆学者仲维光所说，法轮功真正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学员，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看法轮功学员不受“党文化”的蛊惑，不被假“公民”、“人民”帽子蒙骗，以“三退”党团队唾弃中共的方式先争取自由。这赫然就是《圣经•出埃及记》的现代版――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奴隶大起义，做真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仿中国人”的古埃及，“三退”声明就是“共仿中国人”通过法轮功学员（“共仿中国的摩西”）出埃及，复兴中国文化做真中国人。
摘要：
“自由民主”，是个人自由先行，循序渐进到国民政治伦理形成时，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水到渠成。“民主自由”是大陆政治奴隶企望骂醒国民实现民主宪政的浮躁 活动：充当辩论斗士，断章取义、歪曲其意地设假想敌战斗，不分论证和论辩、独立思考和独断批判、先验独断的演绎论证和经验描述的归纳论证；借“民主自由诉 求”侵犯个人言论自由，充满谩骂诽谤的粗俗，不是诚实勇敢是懦弱：不敢独自面对中共，臆想学习鲁迅就是勇敢，批评鲁迅就是懦夫；不敢质疑鲁迅的“国民劣根 性”命题的真伪，以小人陋习骂人，是说理无力或理屈词穷后的焦躁的鲁迅邪术，欺软怕硬，说五四愤青的陈词滥调，头脑混乱地谩骂古代自由文明。没有民主之 前，国家先有自由文明几千年，这才有“地球村”的和平共处。个人不反思自己的粗俗，决不能反思祖宗文化，只是魔性发作的党文化斗骂。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逃出 被中共囚禁的太行山区后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不是人，是活阎王。中共在中华民国尚未建立国民政治伦理时，以追求民主宪政为名煽动农民造反夺权之后剥 夺全民自由，以马列邪说改造中国人崇尚和平、儒雅的天性，仿鲁迅作品的小人物制造的“共仿中国人”在大陆以假乱真。今日大陆人须恢复中国传统和国人的自由 天性，不被假“公民”、“人民”帽子蒙骗，先以“三退”脱共的政治奴隶大起义方式先争取心灵出埃及的自由，做真正的中国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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