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性奴”事件 谁的“国家机密”？

河南洛阳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浩耗时1年在闹市居民区开挖地窖，并在深夜以“外出过夜”为名诱骗夜总会女子至此后实施绑架、囚禁。在长达2年的时间中，李浩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先后6名被囚禁的女子成了他的性奴。任其肆淫、摆弄。

因为一次大意，小晴逃脱，她的报案最终引爆该案。那份专案组民警所签署的“保密协议”在媒体的报道之后，显得苍白无力。正在当地采访洛阳电视台记者遇害事件的我，恰遇了这个事件。就其新闻价值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记者，我的职责就是“靠上去”、“搞清楚”、“记录它”。在我对自己的职业认识中，细致求证、冷静写作、客观呈现，就已经足够。只要我的呈现文本符合事实并能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一切足矣。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忽略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脸面。

昨日上午，在我入住的酒店内，两名始终没有“亮证”的男子近乎粗暴地对我连发质问，“谁给你的新闻线索？”“你这是在侵犯国家机密”。事后得知，该两名男子系当地有关部门派出“约谈”我的工作人员。

闻言甚惊。谁的“国家机密”？“洛阳性奴”案本身，应该是一起关乎民众知情权的刑事案件。可它怎么就成了“国家机密”？就在昨日稍晚的时候，我得知，李浩囚禁坐台女一案，在洛阳警界，确实早已成为“机密”。该案件在洛阳市的保密程度超过我以往所涉及的所有报道题材———在洛阳市8名分管副局长中，只有少数几人，被指定“可以接触案件核心”。案卷的移交亦指定专人接、收。

为我提供线索和消息保障的人士在我的第一稿文本呈现之后，开始变得犹豫不决。作为老刑警，他的底线大概到了———不能太过了，洛阳的“脸面”还是要的。

老刑警说，洛阳方面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有两个现实问题是可信的；一是，古城洛阳，正在申办全国文明城市。如此大案，于申办无益，于政绩无益。二是，李浩作案手段极为残忍。专案组认为，过多地披露细节，或将引发社会恐慌。

好吧。为官一任，或者当地官员们的考量，在他们的立场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洛阳方面在我的“性奴事件调查”稿件呈现后，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就是，李浩在洛阳闹市区购置地下室、开挖隧道、从夜总会中诱骗坐台女子并绑架囚禁、长期性侵害的时间跨度达4年。在这4年中，洛阳警方在干什么？有无失踪女子的家属曾报案？警方对这些报案有了怎样的处置？

可靠消息显示，被李浩囚禁的女子大部分系洛阳本地人(生者)，且多从当地夜总会等场所被“拐走”。那么，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些场所的监管是否到位？从业人员信息的管理是否完善？除了李浩，谁该为这6名被囚禁女子的遭遇负责？

来者一句“国家机密”，让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我不得不重新思索这样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传播局限完全不存在的年代。那些善于和记者玩“躲猫猫”的官员们，可曾意识到，一味地“遮掩”、“捂着”，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潜意识中的对立，加上官方信息垄断的绝对霸道，使得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举步维艰。我和我的同行们，甚至需要面对丢饭碗、被报复的巨大风险。值得欣慰的是，民众和读者们有自己的一番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从业10年之后，听到这样的新闻线索时，我仍可以从床上跳起来的原因。那是一种冲动，我们叫它做“新闻的原始冲动”。

“现在，洛阳警界针对“性奴”案件外泄的调查，已经在内部展开。”对我这个不速来客的“应对”也被提上议程。为了防止“被消失”，我在微博上发出了自己的求助网帖。网民和读者的关注及转发起到了作用。“国家机密”没人再提起，转而，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势开始出现———我可以在案发的家属院自由出入，那些躲在角落里的人们，并没有为难我。

这很好。那些被“国家机密”的真相，在没有真正被“国家机密”之前，我和社会公众一样，需要答案。

纪许光(作者系南都9月22日《洛阳一男子居民楼里挖地窖　囚禁六名歌厅女子做性奴》报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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